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７号——商业银行年度报告内容与格式特别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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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法的特征和作用

倪学伟

国际法是指在国际交往的过程中形成,并经各国协议公认,主要用以调整国家之间关系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原则、规则、规章和制度的总称。国际法是随着国家的产生、国际关系的形成和发展而逐渐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是主要调整国家之间关系的法律，包括由国际习惯组成的习惯国际法和由各国协议承认的国际约章组成的协定国际法两方面的内容。

一、 际法的特征
国际法是法律的一个特殊体系，是国家在国际交往中应遵守的行为规范。有一种观点认为，国际法不是法律，而是抽象的自然法则，是国际道德或国际礼让，是一种道义的力量。其实，国际法作为法律，已经为世界各国所承认和普遍遵守，违反国际法只是少数的例外，且要承担法律责任，接受法律制裁，国际法并不因为有违法行为的存在而失去其法律性质。当然，国际法与国内法相比，有其自身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决定了国际法的调整对象、法律渊源等方面有不同于国内法的重要特征。
（一）国际法的调整对象主要是国家。国际法的性质和国家所具有的特殊的政治和法律属性，决定了国际法的主体主要是国家。国际法是调整国际关系的法律。国际关系主要是国家之间的关系，国家在国际关系中始终处于最主要的地位和起着最重要的作用，国家拥有主权，决定了国家能独立自主地对外交往，在国际法律关系中具有完全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是国际法最基本的主体。类似于国家的政治实体和政府间国际组织在相当程度上参与国际交往，它们也应遵守公认的国际准则，在国际法律关系中享受权利承担义务。但是，类似于国家的政治实体虽已具备了国家的某些特征，但因未最终形成为国家，不能像国家一样拥有完全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而政府间国际组织是由国家通过签订条约建立的，其国际交往的能力是国家通过条约赋予的，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进行交往。因此，类似于国家的政治实体和政府间的国际组织只是在一定条件下和一定范围内构成国际法的主体，受国际法的调整。
在国际法中，尽管有关于人权国际保护、外交代表特权与豁免、对战犯进行审判等的规定，但这并不表明国际法律关系的权利与义务由个人来承受，个人不能成为国际法的主体。同样，包括跨国公司在内的法人可能成为国际私法或涉外经济法的主体，但不具备参与国际法律关系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也不构成国际法的主体。国内法的主体主要是自然人和法人，国家只是在特定情况下才构成国内法的主体。
（二）国际法的法律渊源是国际条约和国际习惯。与任何国内法一样，国际法的产生和发展经历了由习惯规则到成文法的发展过程。国际习惯是国际交往中不成文的行为规则和国家间的默示协议，是各国重复类似行为而被认为有法律约束力的结果。国际法最初的形态即是所谓的习惯国际法，其法律渊源都由国际习惯组成，因而可以说国际习惯是国际法最古老、最原始的渊源。国际条约是指国际法主体之间根据国际法而订立的具有权利、义务内容的书面协议，是现代国际法最主要的法律渊源。古往今来，国际条约汗牛充栋，浩若烟海，能成为国际法渊源的条约，通常是指大多数国家参加的具有普遍适用性的造法性条约，即创设新的、公认的国际法规范或者修改、变更原有的规范的条约。契约性条约不能构成国际法的渊源。
国内法的渊源是一国立法机关所制定的法律和经统治阶级认可的习惯规则，在英美法系国家中，国内法的渊源还包括法院的判例。国家缔结或者参加了国际条约，就负有在其境内善意履行条约的义务，有的国家的宪法规定，国际条约构成国内法的渊源。但相对应的情况却是，国内法的规定仅可能构成国际法的证据，而不能成为国际法的渊源。
(三)国际法的制定者是国际法主体国家。国际社会由主权国家组成，国家平等原则既是国际法的基本原则，又是国家间进行正常交往的根本保证。国际法是平等者之间的法。在国际社会中，没有也不可能有一个凌驾于国家之上的立法机关制定国际法，联合国等国际组织是国家之间的组织，而不是国家之上的组织，并且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并不是制定国际法的立法机关。除习惯国际法外，国际法是由其主体，主要是国家通过协商的方法制定，国际法规范从各国间达成的协议中产生。国际法不是由少数国家或国家集团强加给国际社会的;国际法由其主体通过协商一致的方式制定，各国更能自觉地予以遵守，这是国际社会不存在一个执法机关，但国际法并不比其他法律体系更经常地遭到破坏的原因之一。
(四)国际法效力的根据是各国意志之间的协议。国际法效力的根据是指国际法依靠什么而对国家具有拘束的效力。在国际法的发展历史上，自然法学派认为国际法效力的根据是“人类良知”、“人类理性”和各民族法律意识的“共同性”。实在法学派则主张，每个国家的意志或国家的“共同意志”决定国际法的效力。我们认为，国际法效力的根据既不是自然的法则，也不是每个国家的意志或国家的“共同意志”，国际法是调整国家之间关系的法律，对国家具有拘束力，而国际法又是国家协商制定的，因此，国际法效力的根据就是各国之间的协议，或者说是各国意志之间的协议。当然，国家意志之间的协议并不是指国家自由意志之间的协议，国际法是适应国际交往的需要而产生的，国际经济的发展决定了国际法的发展，因此，国家意志之间的协议是指适应一定历史时期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国家意志之间的协议。
（五）国际法的强制力是以国家单独、集体或通过国际组织采取措施为保障的。法律的基本特征之一，是法律对其主体具有强制性的拘束力，任何一个主体违反了法律，都要承担法律责任直至受到法律制裁。国内法的强制力是由国家有组织的强制机关军队、监狱、警察、法庭等保证实施的。在国际社会，不存在有组织的超越国家之上的强制机关，联合国国际法院以及海牙常设仲裁法庭对国际争端的管辖和裁判权限，是以当事国的自愿为前提，不具有强制性。某些国家自诩为“世界警察”，设立了“人权法庭”，这只是违反国际法的强权政治的表现，根本不能以此来保证国际法的实施。《联合国宪章》第51条规定，联合国的任何会员国受到武力攻击时，在安理会采取必要措施以恢复和维持和平及安全以前，本宪章不得认为禁止国家行使单独或集体自卫的自然权利。这表明对违反和破坏国际法的国家，可以由被害国单独或集体实施相应的惩罚措施，或由国际组织实行必要的制裁，如抗议、警告、召回驻外使节、中止或断绝外交关系、经济封锁、武装自卫等，使有关国家停止侵害行为，以达到保证国际法实施的目的。1979年中国对越自卫还击战，1991年多国部队根据安理会第678号决议对伊拉克采取的军事行动等，是国家单独和通过国际组织集体采取措施保证国际法实施的例证。是国际法具有法律强制力的充分体现。

二、国际法的作用
关于国际法的作用问题，有两种完全不同的主张。一种观点是从国际法不是法律的角度出发，认为国际法只是一种国际实在道德，可有可无，最多只能作为国际上评判是非的道德尺度，不具有法律上的作用。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国际法是国家安全的保障，是国家免受侵害的依据，无限夸大国际法的作用。显然，国际法虚无主义和国际法万能这两种主张都是不切合实际的。
国际实践表明，各国都承认国际法是对国家有拘束力的法律，没有任何国家公开声明国际法不是法律，它的行动不受国际法的拘束。国际法经常性地由各国自觉遵守，国家间的交往与联系才得以正常进行，国际法律秩序总的来说是好的。但是，两次世界大战的不幸爆发，战后地区武装冲突时有发生，少数国家干涉别国内政、侵犯别国主权的行为末受到应有的制裁，这些情况也表明国际法并不能解决一切国际问题，它有自身的局限性。在反对国际法虚无主义和国际法万能的基础上，应该正确评价和充分发挥国际法的作用，同时又要看到国际社会和国际关系的复杂性，看到国际政治、经济、军事斗争与发挥国际法作用的相关性和制约性，不迷信国际法。
(一)国际法是衡量和裁判国际行为是与非的法律标准。国际行为主要是指国家之间交往过程中的行为，包括作为和不作为两种情况。一方面，国际法作为行为规范，为各国交往提供了行为标准，各国应该以国际法为依据规范和约束自身的行为，以国际法为标准评判自身行为的对与错。另一方面，国际法作为审判规范，是裁判脱离和违反国际法行为的审判标准。国际法要求各国予以遵守，但违反甚至破坏国际法的行为并非就否定了国际法存在的价值，相反，国际法的作用之一， 就是对这种违法行为进行制裁，使有关的国家承担法律责任，从而更好地保证国际法的实施。
(二)国际法对一切国家都具有拘束力。国际法是主权国家间通过协商一致制定的法律，任何国家不论大小强弱、发达程度如何，都必须遵守国际法，不允许有超越国际法之外的特权国家存在。
国际法的拘束力，表现为国家的自我约束和相互约束两种形式。自我约束是基础，相互约束是自我约束的重要补充，是国际法具有拘束力的必然要求。一方面，国际法是国家参与制定的，遵守国际法意味着国家遵守自己所制定的法律，从维护国家自身的意志和利益出发，国家愿意自觉地用国际法对其行为进行自我约束。可以说，国家以国际法进行自我约束，是国际法对一切国家具有拘束力的基本表现形式。另一方面，单个的国家不可能制定国际法，国际法是世界各国协商一致的结果，因此，如果一个国家破坏了这种由各国协商制定的国际法，其它国家为维护自身或国际社会的整体利益，就要单独或集体采取行动制裁违法者，以相互约束的方式确保国际法的实施。
(三)国际法是国家间进行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往，从而确立某种具体权利与义务的法律形式。国家间进行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往，形成了国际政治关系、国际经济关系、国际文化关系。要维持国家间彼此的正常关系、促进国际和平与发展，就要求国家遵循一定的规则。国际法是国际关系的法律表现形式，是确立国家间在国际交往过程中的行为规则的法律形式。在国际法中，特别是在一些造法性的国际条约中，直接为国家设定了权利与义务，国家享受权利的同时，必须承担相应的义务。国际法的一些基本原则， 如尊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干涉国家内政原则等，既是国家的权利，同时又是国家的义务。享受国际权利和承担国际义务是国家的重要属性，国际法将国家间的某种具体权利与义务用法律的形式确立下来， 赋予法律上的拘束力，由各国予以遵守，有利于防止战争与冲突，保障和平与发展，有利于建立正常的国际秩序，促进世界各国的友好关系。


本文首次发表于西南政法大学成教院学报1997年第1期。
倪学伟 广州海事法院法官。电话：020-3406 3886 电子邮箱：nxw8859@163.com


金邦贵 法国埃克斯马赛三大欧亚研究所所长
施鹏鹏 西南政法大学 教授


关键词: 法国行政诉讼/历史/构造/特色/挑战
内容提要: 法国行政诉讼系欧陆行政诉讼的一大范本，在大陆法系甚至在英美法系都具有广泛的影响力。仅就学术研究而言，其已成为比较行政诉讼领域必不可少的研判素材。其中，历史、制度、特色与挑战构成法国行政诉讼研究的基本框架，系比较行政诉讼的基本逻辑起点。


法国司法制度的一大特色便是采用二元化的诉讼体制，即将普通的司法诉讼和行政诉讼区分开来，并分别交由司法法院和行政法院受理及裁判。这一特殊的诉讼框架源自三权分立的基本理念。先哲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一书中曾论及，立法权、行政权及司法权的分立与制衡是政治自由的基本保障。因此，在法国学者看来，行政机关不得行使司法权，司法机关也不得行使行政权。同理，行政纠纷也应由行政机关自行处理，不应由普通的司法法院处理，否则便是司法权代替行政权。诚如1790年8月10日及8月24日的法律第13条所宣称的，“司法职能与行政职能截然不同，并应时常保持分立。法官不能妨碍行政机关的活动，亦不能以行政职务上的原因将行政官员传讯至庭上，否则将构成滥用职权罪”。

在历史上，法国行政诉讼一向被奉为经典，并在某种意义上奠定了现代行政诉讼的基础。尽管经历了二百余年的发展，各主要大陆法系国家在行政诉讼的基本构架上已相去甚远。而法国行政诉讼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也日渐式微。但源自大革命时期的诸多行政诉讼先进理论却依然保留了下来，既影响了法国现今的行政诉讼制度，也为其他国家提供了丰富的研判素材。在这个意义上讲，全面研究法国行政诉讼的形成、制度、特色与挑战便成为比较行政诉讼相当重要的一大课题，也是深入了解法国司法制度不可回避的一大问题。

一、法国行政诉讼的形成

（一）保留裁判制度

大革命后，法国开始着力于现代行政诉讼制度的建构。其中，最核心问题便是构建审理行政诉讼案件的行政法院体系。1789年，制宪会议否决了两项建议：其一是将行政审判权交由普通的司法法院行使；其二则是设立既独立司法法院又独立的行政机构的“特别”法院，由其负责行使行政裁判权。之所以否决第一项建议，是因为法国立法者担心此举将导致司法法院的权力膨胀，并可能干扰行政系统的日常运作。而否决第二项建议的原因则在于“特别”法院在旧制度时期早已声名狼藉，不管在情感上还是在理智上都难以肩负受理行政裁判之重责。因此，在行政诉讼制度设立之初，行政裁判权实际上交由行政人员（即“实际行政组织”）所组成的合议集体及政府行使。具体而言，对于某些省、县级地方案件，由省、县政府（即合议制执行机构）审理；余下的案则件交由国王主持的部长会议审理，国王是整个国家行政组织的元首（1791年9月7-11日法律）。由于共和3年果月5日宪法（第15条）明令废除部级集体负责制，部长从此成为法官，并对自己主管部门的案件享有管辖权。

共和历8年，执政府对行政诉讼制度进行了较深入的改革，废除了原先的行政官——法官体制（administrateur-juge）。但行政机构在行政司法中依然占有一席之地：行政裁判权由原先的实际行政组织转由咨询性行政组织行使。后者不仅可为实际行政部门提供咨询意见，还可受理并裁判因实际行政组织行政行为所引发的诉讼，但行政首脑（国王）享有最终决定权。因此，法国在早期并未设立所谓的“法院”或“法庭”，而是建构了极带行政色彩的“参事院（Conseils）”，即国家参事院（Conseil d'Etat）和地方各省参事院（conseils de préfecture）。在学说上，共和历8年所确立的行政裁判制度又称为“保留裁判制度”（le système de justice retenue），意即行政首脑保留了对行政裁判的最终决定权。

（二）委任裁判制度

保留裁判制度颇具局限性。其最根本的原因在于行政司法的独立性受限，国家元首可随时修正或推翻国家参事院所作出的决定。例如，国家参事院所通过的法律文本只是决定草案，须报由国家元首以命令或法令的形式批准通过。而国家元首拒绝批准某一决定草案的情况也时有发生。为杜绝这一风险并保障行政司法的独立性，法国通过1872年5月24日的法律最终撤销了保留裁判制度，并将裁判权委付于行政法院，即设立了所谓的“委任裁判制度”（Le système de justice déléguée）。自此，行政法院可自行对行政纠纷作出判决或自行通过某一法律文本，而无须获得国家元首的签字及首肯。与此同时，国家还设立了权限争议法庭，以解决司法法院和行政法院所可能出现的管辖权冲突。

从保留裁判制度到委任裁判制度的发展无疑极具进步意义。正如法国宪法委员会所评价的，“正是从1872年5月24日法律开始，根据一项共和国法律所确认的基本原则，行政司法的独立性才获得宪政依据”。但委任裁判制度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例如，根据1872年5月24日的法律，行政法院虽被赋予完全的管辖权，但驻省代表依然被视为一般法律上的行政法官，市民应首先向其提交诉状。从这个意义上讲，行政法院仅作为上诉级别的法院介入案件诉讼。

（三）后续发展

从委任裁判制度至今，法国行政诉讼又经历了诸多发展，既包括行政裁判价值理念的转型，也包括行政诉讼程序技术规则的变更，既包括裁判主体的权力重划，也包括裁判案件的类型改革。例如，1986年1月6日第86—14号法律所进行的改革，确立了行政法院法官独立裁判原则。自此，行政法院法官的地位开始逐步趋同于司法系统内的法官；又如1987年12月31日第87—1127号法律所进行的改革，法国设立了上诉行政法院，以解决最高行政法院负担过重的难题；等等。正是这一系列基于社会背景变迁的法律改革构建了法国现行的行政诉讼制度。

二、法国行政诉讼的基本构造

自笛卡尔以降，唯理主义在法国学界倍受推崇。大部分的理论著作都强烈地表现出理性精神——由精确的定义、科学的分类以及逻辑演绎的推理方法构成一个体大思精的完整系统。如德国学者埃里希·卡勒尔所言，“理性主义和用理性驾驭自然的愿望是法国哲学的主调,而且我们看到它们影响了法国生活的各个方面。笛卡尔的认识论法则以仿佛无穷尽的变化形态,不断重复出现。这一法则揭示了路易十四的政治学,柯尔柏的经济学,蒙太涅的新心理学以及法国人的行为标准,即法兰西贵族们渴望的那种对精神、身体和情感的完全的控制。法国的洛可可式园林的几何结构,是将自然置于理性控制之下,并且为了人的享受而加以重构的理性冲动的鲜明例证”。[1]行政诉讼的研究亦不例外。经过两百多年的发展，法国学者逐步构建了一套逻辑缜密、内容详实的行政诉讼理论体系，并以此为基础形成了独具法兰西特色的行政裁判构造。在这个意义上讲，唯有深入了解法国行政裁判的构造，方可进一步探究法国行政诉讼的基本理论体系。

（一）诉讼类型

诉讼类型理论是法国行政诉讼的一大重要理论。早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法国著名的公法学家爱德华·拉费里埃（Edouard Laferrière）便在经典作品《行政法院及诉讼总论》（《Traité de la juridiction administrative et des recours contentieux》）一书中将行政诉讼按性质分为四类：完全管辖之诉——行政法院行使与普通司法法院类似的职权，负责对行政机关和行政相对人之间的争讼案件作出裁决；撤销之诉——行政法院负责撤销行政机关违法的行政行为；解释之诉——行政法院负责解释所提交的法律文本；以及处罚之诉——行政法院负责处罚损害公产完整性或用途的行为。 [2]进入二十世纪，莱昂·狄骥（Léon Duguit）与马塞尔·瓦里纳（Marcel Waline）等多位公法学家则创造性地援引德国法理论将行政诉讼分为客观之诉和主观之诉。 [3]前者为涉及客观法的行政诉讼，后者则为涉及主观权利的行政诉讼。如今，法国学界更多地采用一种综合性的分类，即援引多种标准作更精密的类型划分。

1、越权之诉

法国最高行政法院审判全会在1950年2月17日的Dame Lamotte案判决中曾对越权之诉作了界定，即“依据法的一般原则以确保行政行为合法性”的诉讼。学说又将这一界定简化为“以撤销非法行政决定为目的的行政诉讼”，即“撤销之诉”。

依现行法之规定，越权之诉又分为三种：合法性判断之诉、行为不存在宣告之诉以及一般意义上的越权之诉。这三种类型的越权之诉主要存在如下区别：其一，诉讼目的不同。合法性判断之诉以法官宣告行政行为不合法为目的；行为不存在宣告之诉也以法官作出宣告为目的，但却是以受诉行为具有严重瑕疵为由要求法官作出行为不存在的宣告；一般意义上的越权之诉则是请求法官以受诉行为不合法为由撤销之；其二，从属性不同。一般意义上的越权之诉和行为不存在宣告之诉为主诉，而合法性判断之诉则为从诉。换而言之，后者仅作为先决事实裁判。例如，普通司法法院在审理案件过程中因涉及行政行为合法性而裁定暂停案件审理并要求当事人向行政法院提起诉讼；其三，受诉行政行为的性质不同。在一般意义上的越权之诉和合法性判断之诉中，受诉行政行为既可以是行政决定，又也可以行政合同。而行为不存在之诉则原则上只针对行政决定。

2、完全管辖之诉

完全管辖之诉，即以矫正原行政决定为目的、要求法官依职权作出新行政决定的诉讼。从定义上看，完全管辖之诉几乎囊括了所有与主观权相关的行政争讼案件，因此范围极广，任何“原告主张其主观权利受到侵犯”的行政诉讼均属于完全管辖之诉。除此之外，行政责任案件、行政合同案件、财税案件以及选举争讼案件也大部分属于完全管辖之诉。前者称为“完全管辖的主观之诉”，后者则称为“完全管辖的客观之诉”。

（二）诉讼要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