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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某等与上海裳锦装饰材料有限公司侵害商业秘密纠纷上诉案

唐青林


一、案件来源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06）沪二中民五（知）初字第310号、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2007）沪高民三（知）终字第125号民事判决书。

二、案件要旨
商业秘密权利人对侵权人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提起诉讼，法院作出侵权人停止侵权行为（及赔偿损失）的生效裁判后，若侵权人继续实施侵权行为，且该行为在诉讼时效内的，权利人仍可就侵权人所实施的后续的侵权行为提起诉讼。

三、基本案情
原告裳锦公司成立于2001年6月，主要从事PA66GF隔热条等产品的生产和销售。被告周某原为原告职工。2002年12月30日，裳锦公司董事会一致通过决议，认定PA66GF隔热条系列产品系公司的技术攻关项目，其加工工艺的知识产权为裳锦公司所拥有，全体掌握该工艺的董事不得有任何泄密的行为；若发生技术泄密，将对泄密董事实施经济制裁。在“全体董事签名”一栏中，周某签了名。2003年9月，裳锦公司制定了《PA66GF隔热条生产保密制度》和《经营信息保密制度》。
2003年12月12日，周某在离开裳锦公司之前，向公司作出书面承诺，内容包括：周某原系裳锦公司的投资人，投资额人民币5万元，现已收到公司退还的投资款人民币10万元，投资款已全额收回。离开公司后，周某不再为收回投资款数额提出任何要求；对附件所列已与公司从事隔热条业务的二十一家单位，决不与其联系业务，否则承担经济赔偿责任等等。所列的二十一家单位中包括振兴铝业公司、申成门窗公司、普维公司。
被告优泰公司成立于2003年10月，经营装饰材料、塑料制品等产品，主要生产、销售PA66GF尼龙隔热条产品。优泰公司有两位股东，其中股东王某（系被告周某的妻子）出资人民币30万元，占股份总数的60%，同时王某是优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优泰公司成立前，王某系原告裳锦公司的财务人员。周某离开裳锦公司后即去优泰公司就职，负责生产管理及技术指导。2004年9月，优泰公司曾向振兴铝业公司传真过一张PA66GF隔热条的报价单。同年10月，优泰公司向申成门窗公司销售了一批PA66GF隔热条。在本案一审庭审中，优泰公司自认其与普维公司开展业务是在2004年3月之后，而与振兴铝业公司开展业务则是从2006年4月开始的。对于优泰公司的自认，原告裳锦公司不持异议。
后裳锦公司以周某、优泰公司侵犯其商业秘密为由向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裳锦公司认为被告周某离开裳锦公司后即去担任了被告优泰公司的实际负责人，并将裳锦公司生产PA66GF隔热条的“热刀加工”技术带到该公司，生产销售相同的产品并销售给裳锦公司的客户单位。两被告的行为侵犯了其技术秘密和经营秘密，故要求法院判令两被告停止侵犯原告的商业秘密，并赔偿原告的经济损失人民币30万元。
经查明，2004年11月，裳锦公司曾向法院起诉本案的两被告，请求确认两被告制造、销售PA66GF隔热条行为侵犯了原告的技术秘密，判令两被告停止侵权并赔偿其经济损失人民币20万元。该案中，法院认定2004年11月之前，原告的“热刀加工”技术信息符合商业秘密的法律要件，属于其技术秘密；优泰公司生产隔热条中采用的工序实质上就是原告的技术秘密；两被告共同构成对原告“热刀加工”技术秘密的侵害。法院于2006年9月终审判决两被告停止对原告“热刀加工”技术秘密的侵害，连带赔偿原告经济损失人民币6万元。判决后，优泰公司停止使用涉案的“热刀加工”技术。
本案审理中，原告裳锦公司申请对“热刀加工”技术在2004年11月之后仍为非公知技术信息进行鉴定。原审法院在征得双方当事人同意后，委托上海市科技咨询服务中心对原告生产的PA66GF隔热条的“热刀加工”技术在2004年11月之后是否不为公众所知悉进行鉴定。后鉴定机构作出的鉴定结论为“‘热刀加工’工艺技术在2004年11月之后、至今不为公众所知悉”。

四、法院审理
上海市二中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
一、原告裳锦公司主张权利的生产PA66GF隔热条的“热刀加工”技术在2004年11月之后是否仍为技术秘密，两被告是否侵犯了该技术秘密。
根据鉴定报告，“热刀加工”技术在2004年11月之后仍不为公众所知悉，鉴于前案对于该技术符合技术秘密的其他构成要件已作了确认，故原告的“热刀加工”技术在2004年11月之后仍为技术秘密。根据前案生效判决，被告优泰公司生产隔热条中采用的工序实质就是原告的技术秘密。在2006年9月之前，优泰公司一直使用相同的技术生产隔热条。因此，优泰公司在2004年12月至2006年9月侵害了原告的技术秘密。周某向优泰公司披露、允许该公司使用原告的技术秘密，并负责具体的生产管理和技术指导，两被告构成共同侵权。
二、原告裳锦公司主张的三家客户的经营信息是否构成经营秘密。
根据已查明事实，本案中原告所主张的三家客户的经营信息，不仅包括从网站信息等公开渠道获得的企业信息，还包括了具体的客户需求、定价策略等其他带有特殊性的经营信息，是其在长期的经济交往实践中总结出来的，不为公众所知悉，同时，这些能给原告带来经济利益，具有实用性，并经原告采取了制定公司《经营信息保密制度》等保密措施。故可以认定原告主张的上述客户名单的经营信息属于其商业秘密。被告周某在原告处工作时参与公司的业务管理，其妻王某又是原告的财务人员，对涉案的三家客户的经营信息均有接触，且均明知上述信息属原告的商业秘密。周某在尚未从原告处离职的情况下，先由其妻离职投资设立了与原告具有同业竞争关系的优泰公司，随后亦离职到该公司任职。不久，优泰公司就先后与普维公司、申成门窗公司建立了业务关系，还向振兴铝业公司发出报价单，除价格略低于原告产品外，三家客户的联系方式、产品型号均相同。故周某在优泰公司工作期间向该公司披露了原告享有经营秘密的三家客户信息，优泰公司非法使用原告的经营秘密，两被告共同构成对原告经营秘密的侵害，依法应当共同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三、原告裳锦公司要求两被告赔偿其经济损失30万元是否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由于原告未能举证证明其因侵权而受到的经济损失，两被告在侵权期间因侵权所获得的利润也难以确定，故法院在综合考虑两被告的主观过错程度、侵权持续的时间、侵权产品的销售情况以及原告商业秘密的价值等因素，酌情确定赔偿数额。其中计算侵害技术秘密损失赔偿的期间是2004年12月至2006年9月。原告另要求两被告就2003年12月至2006年10月侵犯其经营秘密的行为承担赔偿责任，因优泰公司与原告客户发生交易所涉产品使用的技术就是原告主张的技术秘密，故原告因两被告侵害其经营秘密所受的损失已包含于原告因两被告侵害其技术秘密所受的损失中，不应重复计算。其中所涉2004年12月之前的部分已包含在前案的赔偿额中。
综上，法院最后判决：被告周某、优泰公司停止对原告经营秘密的侵害；并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连带赔偿原告经济损失人民币30万元。
判决后，周某和优泰公司不服，共同向上海市高院提出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其上诉理由主要是：原审法院违反一事不二审的诉讼原则，不应再受理本案的诉讼，上诉人本案的侵权行为在另案已经处理过了；原审判令上诉人赔偿被上诉人经济损失不当，违反了另案终审判决确立的赔偿标准。裳锦公司答辩称：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上海市高院经审理后认为，上诉人周某擅自披露被上诉人裳锦公司的涉案商业秘密。上诉人优泰公司明知上述违法行为，却获取、使用了该商业秘密。两上诉人共同构成对被上诉人的侵权，原审判决两上诉人共同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并无不当。针对上诉人的上诉理由：
一、上诉人诉称，原审法院违反一事不二审的诉讼原则，不应再受理本案的诉讼，上诉人本案的侵权行为在另案已经处理过了。
经查，2004年11月，被上诉人裳锦公司曾就两上诉人侵犯了被上诉人的技术秘密而提起诉讼，请求确认两上诉人侵权，并赔偿其经济损失。终审判决的时间虽然是2006年9月。但该案判决是针对两上诉人起诉之前的行为的，并未涉及其起诉之后的行为。两上诉人在该案起诉之前、后的行为，分别属于两个不同的时间阶段。被上诉人分别对两上诉人该两个不同时间阶段的行为提起要求停止侵权、赔偿经济损失的诉讼，与法不悖。原审法院受理本案并未违反一事不二审的诉讼原则。
二、上诉人诉称，原审判令上诉人赔偿被上诉人经济损失不当，违反了另案终审判决确立的赔偿标准。
经查，原审判决是因为被上诉人未能举证证明其因侵权而受到的经济损失，两上诉人在侵权期间因侵权所获得的利润也难以确定的情况下，综合考虑了两上诉人的主观过错程度、侵权持续的时间、侵权产品的销售情况以及原告商业秘密的价值等因素，酌情确定赔偿数额的。因此，原审判决确定赔偿的原则是符合法律的有关规定的。原审判决已经考虑到被上诉人因其经营秘密所受侵害的损失已包含于其技术秘密所受侵害的损失中，不应重复计算；且认为其中所涉2004年12月之前的部分已包含在另案的赔偿额中了。故原审判决确定赔偿的范围是客观的。至于是否违反了另案终审判决确立的赔偿标准一节，法院认为，本案与另案发生的时间阶段是不同的；且上诉人的经营状况等因素也不尽相同。故原审判决综合考虑了两上诉人的销售情况等因素，酌情确定赔偿数额，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上海市高院作出了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二审判决。

五、律师点评
本案中，周某、优泰公司在上诉中认为对于其侵犯裳锦公司商业秘密的侵权行为已在之前的判决中处理过，而原审法院受理该案，并判决二上诉人承担赔偿被上诉人经济损失不当，违反了一事不二审的诉讼原则。那么，周某、优泰公司所称的“一事不二审原则”是什么意思，针对商业秘密侵权诉讼后行为人的再次侵权，商业秘密权利人是否有权再次提起诉讼呢？
本案当事人所称的“一事不二审原则”，又叫做“一事不再理原则”，该原则是民事诉讼中一项重要的制度，是指就双方当事人之间有争议的同一个法律关系，当事人不得就此提起二次诉讼，法院不得就已作出生效判决的该法律关系作第二次裁判。其中的“一事”即为一个诉，包括：诉讼的主体、客体与内容。如果两个案件中的“一事”都相同，那么法院就不得作出重复的处理。具体来说，构成“一事”，必须：（1）主体相同。两个案件中的当事人相同，且诉讼地位也相同；（2）诉讼标的相同。即当事人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相同，如均为买卖合同关系、委托合同关系等；（3）争议事项相同。即当事人争讼的是同一事项；（4）诉讼请求相同。即当事人所提出的诉讼请求在两次诉讼中应为一致，若第二次的诉讼请求较前次来讲具有补充性质，例如医疗费中的后续治疗费用的增加即不属于诉讼请求相同的情况，当事人再次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
由于法律未对商业秘密侵权纠纷的诉讼时效作具体规定，故商业秘密侵权案件的诉讼时效应依据《民法通则》中的一般诉讼时效的规定，即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侵权行为发生之日起计算的2年之内。权利人超过2年起诉的，如果侵权行为仍在继续，且法院判决侵权行为存在的，则侵权损害赔偿额为自权利人向法院起诉之日起向前推2年计算。对于超过2年的侵权损害，法律不予保护。本案中，裳锦公司在2004年11月曾就周某、优泰公司的侵权行为提起商业秘密侵权诉讼，法院依法确认了二被告的侵权行为，并判决二被告停止侵权，并赔偿人民币20万元。但在2004年11月至裳锦公司再次起诉期间，周某仍继续披露被上诉人裳锦公司的涉案商业秘密，而优泰公司明知上述违法行为，却仍然获取、使用该商业秘密。故裳锦公司就二被告所提起的商业秘密侵权诉讼是就二被告2004年11月后的侵权行为所提起的，与之前所提的侵权行为分属于两个不同的时间阶段，是对二被告不同阶段的侵权行为所提起的诉讼。可见，二个案件中的诉讼请求显然不同，法院对案件的审理并未违反一事不二审原则。
综上可知，商业秘密权利人就侵权人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提起诉讼，法院作出侵权人停止侵权行为（及赔偿损失）的生效裁判后，若侵权人继续实施侵犯权利人商业秘密的行为，且该行为在诉讼时效内的，权利人可就法院判决确定的侵权行为之后侵权人的侵权行为提起诉讼。


编者注：本文摘自北京市安中律师事务所唐青林律师主编的《中国侵犯商业秘密案件百案类评》（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唐青林律师近年来办理了大量侵犯商业秘密的民事案件，为多起涉嫌侵犯商业秘密罪提供辩护，在商业秘密法律领域积累了较丰富的实践经验，欢迎切磋交流，邮箱：lawyer3721@163.com，电话：13910169772。


试析我国专利权保护的特别规定

浙江万盛律师事务所 徐巍


[内容提要] 大陆法系的侵权行为法理论以实际损害发生为基础，强调制度的补偿功能，这在知识产权保护中越来越显得苍白无力。本文分析了TRIPS协议对我国第二次修改专利法的影响，从侵权行为形态、归责原则、构成要件、赔偿数额、诉讼时效和证明责任等六个方面讨论了现行专利权保护制度与传统侵权行为法理论的不同之处，以求进一步认识现代侵权行为法的新理念。
[关键词] 专利权 TRIPS 侵权

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全球范围内的专利制度在《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基础上进入了一个更高水平的发展阶段，这以后来出现的WTO《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为重要标志。
传统侵权行为法理论和制度以损害事实的实际发生为侵权行为的必要条件，制度功能主要是填补损害，使被侵权人能够恢复到侵权行为未发生过的状态。 [1]这种制度对制止侵权准备行为、预防损害发生的功能没有予以充分关注。而知识产权作为一种特殊的、无形的权利，权利人无法通过占有的方式加以完全控制，因此，更加需要一种具有预防功能的保护制度对其进行保护。
TRIPS协议的规定反映了当代世界侵权行为法理论的新发展：一、“一切侵入他人权利或利益范围的行为”即为侵权行为①，而不论行为人主观状态如何、损害事实是否发生，对此行为即可予以制止；二、传统民法的“损害填补”原则已被突破，很多国家已采取惩罚性的救济手段，以充分保护权利人的权益和有效预防侵权行为的发生。[2]
为适应加入WTO的需要，我国对《专利法》进行了第二次修改，国务院颁布了新的《专利法实施细则》（以下简称《实施细则》），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关于诉前停止侵犯专利权行为适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规定一》）和《关于审理专利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规定二》）。上述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已于2001年7月1日开始实施，从而构成了我国新的专利权保护制度。
本文将从不同的方面分析专利法中与传统侵权行为法理论不同的特别规定，从而引导我们对侵权行为法理论的反思和观念的更新。
一、侵权行为形态
侵权行为形态是指侵权行为的表现形式，是依据不同的标准对侵权行为作出不同的分类，这对于明确各种侵权行为的归责原则、责任构成要件等具有重要的意义。[3]
侵犯专利权的行为可以根据行为本身是否涉及专利技术内容，分为两类：
（一）实施他人专利行为
这类行为构成侵权必须满足两个前提要件：（1）以生产经营为目的；（2）未经专利权人许可。根据《专利法》第11条规定，有以下三种具体形式：
1、制造、使用、许诺销售、销售或进口他人发明专利产品或实用新型专利产品；
2、使用他人发明专利方法以及使用、许诺销售、销售或进口依照该方法直接获得的产品；
3、制造、销售或进口他人外观设计专利产品。
根据《实施细则》第2条，专利法中的发明创造是指技术方案或设计方案，而不是具体的产品，这就是专利权的无形性。因此，只有制造专利产品或使用专利方法制造产品才涉及专利本身，是对专利的直接利用。若符合两个前提要件，即构成直接侵权。
使用、许诺销售或销售等行为不直接涉及专利本身，仅涉及专利的载体——产品，是一种间接利用。实施间接利用行为是否构成侵权，与在前的直接利用是否合法有关。如果该专利的制造或销售不合法，则其后的间接利用只要符合两个前提要件，即构成间接侵权。
但是，如果专利产品合法制造并合法售出后，使用、许诺销售或销售该产品的，即使未获得专利权人的专利法意义上的许可，不构成侵权，这就是专利权的“权利穷竭”原则。理论界对上述情况另一种解释是“默认许可”，即专利权人在专利产品首次合法售出时没有明确提出限制条件，即可推定购买者获得了可以随意处置所购产品的默认许可。[4]
进口行为则较为特殊，从行为性质来说，进口应属于对专利的间接利用。但是专利权的地域性是十分明显的，当某项专利在一国获得保护，而他人未获许可将第三国非法制造的专利产品进口到该国境内，其性质无异于在该国内制造该专利产品。因此，应将进口行为视为直接侵权。
实践中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同一专利权人的同一项发明制造在两个国家同样获得了专利权，在一国合法制造的专利产品合法售出后，购买者将其购买的专利产品进口到另一个国家，从而构成了理论界所称的“平行进口”。
“平行进口”是否需要专利权人的许可？对此存在相反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从《专利法》第11条规定来看，专利权人有权禁止他人未经同意而且进口专利产品，当然也应包括在外国合法采购的专利产品。另外，“平行进口”必然会损害专利权人或利害关系人（通常是独占许可和排他许可中的被许可人）的利益，因为专利权人可以通过利用权利独占性来保持专利产品在一国的数量平衡，而“平行进口”会破坏这种平衡。
但是，TRIPS协议在第28条中规定专利权人的进口权时，明确规定不得用来限制第6条规定的“权利穷竭”原则。对于技术水平相对落后的我国来说，任何有违公平、过高保护知识产权的行为，都将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或消极因素。[5]目前国内出现的知识产权保护竞高、超标的趋向，应当予以控制。
因此，目前我国专利法未禁止“平行进口”，从理论上讲也不应当禁止“平行进口”。
（二）假冒他人专利行为
这类行为不涉及专利技术，而是侵害专利权人的标记权，《实施细则》第84条例举了以下四种形式：
1、未经许可，在其制造或者销售的产品、产品的包装上标注他人的专利号；
2、未经许可，在广告或者其他宣传材料中使用他人的专利号、使人将所涉及的技术误认为是他人的专利技术；
3、未经许可，在合同中使用他人的专利号，使人将合同涉及的技术误认为是他人的专利技术。
4、伪造或者变造他人的专利号、专利文件或者专利申请文件。
上述例举是穷尽式的。这里仍有两个问题值得讨论：
一个是“过失假冒”，指行为人本意是想冒充专利，随意杜撰了一个专利号，而碰巧与某人获得的某项专利的专利号相同，这时，该行为人即使无假冒的故意，其行为结果仍然构成了假冒他人专利。
另一个是“反向假冒”，指行为人将合法取得的他人专利产品，注上自己的专利号予以出售。反向假冒经常出现在商标侵权中，但不排除反向假冒专利的可能性。这种行为显然不构成“假冒他人专利”，但事实上侵害了合法专利权人的标记权，仍是一种侵权行为，应当向被侵权人承担民事责任。
二、归责原则
侵权行为的归责原则，是指在行为人的行为或物件致人损害的情况下，根据何种标准和原则确定行为人的侵权民事责任。 [6]根据《民法通则》第118条规定，侵害知识产权的民事责任有停止侵权、消除影响和赔偿损失等三种形式。在专利侵权中，对这三种责任的归责原则是什么？
TRIPS协议第45条第2款规定：“在适当场合即使侵权人不知道或无充分理由应知道自己从事之活动系侵权，成员仍可以授权司法当局责令其返还所得利润或令其支付法定赔偿额，或二者并处。”②有学者认为：“这实际上确认了知识产权侵权中的无过错责任” 。[7]但若注意到上述条款中“在适当场合”的限定，则可以发现这种认识过于绝对。我国专利法没有采用绝对的无过错责任归责，在某些场合则采用了一种混合的归责方法。
原《专利法》第63条第2款规定：“使用或者销售不知道是未经专利权人许可制造并售出的专利产品的”，不视为侵权。对上述间接侵权行为，显然适用过错责任原则。这种规定与许多外国的做法不同，[8]也与TRIPS协议的上述规定不一致。
修改后《专利法》第63条第2款规定：“为生产经营目的使用或销售不知道是未经专利权人许可而制造并售出的专利产品或依照专利方法直接获得的产品，能证明其合法来源的，不承担赔偿责任。”因此，销售者或使用者只有符合“不知道”和“来源合法”两个条件时，才可以免除赔偿责任，但仍构成侵权，应承担停止侵害和消除影响的责任。也就是说，对善意的销售者或使用者来说，停止侵权和消除影响责任适用无过错原则，赔偿责任适用过错原则。
这种混合归责原则的适用范围不能延及制造或进口专利产品的行为。专利法对专利产品的制造和进口采用的是“绝对保护”，制造或进口行为是否构成侵权与行为者的主观意图无关。
从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过错不是专利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即在判断一行为是否构成侵害专利权时，不必考虑行为人的主观过错；在确定行为人的侵权责任时，对停止侵权责任（包括消除影响）适用无过错责任，[9]而赔偿损失责任则按不同的场合分别适用过错责任和无过错责任。对同一专利侵权行为可以适用不同的归责原则来确定不同的民事责任，这与传统理论对专利侵权行为归责原则的认识相比，[10]是一项的重大改进。
三、实际损害与即发侵权
民法对物权的保护可分为防卫性保护和进取性保护。前者指物权的完满状态，受到不法侵害或可能受到不法侵害时，物权人基于物权请求权（如排除妨害，恢复原状或返还原物）能够得到的保护；后者指物权受到侵害并发生财产损害时，物权人基于债权请求权（赔偿损失）能够得到的保护。[11]
传统侵权行为法的重点在进取性保护，这种保护是以实际损害发生为前提的。防卫性保护也侧重于不法侵害已经存在的情况，而对即将受到侵害的权利人的保护则力度很小。我国《民法通则》虽然规定了消除危险的责任方式，其应用范围仍十分有限，只在有关高度危险作业的场合才规定了权利人可以对潜在危险有防卫性的请求权。
知识产权与物权明显不同，其非物质性决定了它极易溢出权利人的控制范围，因此，采用传统的物权保护方法远不可维护知识产权权利人的利益。
在“北京天朝精细化工有限公司诉北京通州区运河化工厂商标侵权案中”，被告从为原告生产外包装桶的第三人处购入刻有原告商标的外包装桶4160个，原告于1998年诉至法院。法院发现当时商标法及实施细则未明确规定这种行为是否侵权，最终按原商标法第38条第（4）项兜底性规定，判决被告停止侵权（销毁并不得购买或使用）、赔礼道歉并向原告支付合理费用。[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