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苏州龙宝生物工程实业公司与苏州朗力福保健品有限公司请求确认不侵犯专利权纠纷案的批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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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苏州龙宝生物工程实业公司与苏州朗力福保健品有限公司请求确认不侵犯专利权纠纷案的批复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苏州龙宝生物工程实业公司与苏州朗力福保健品有限公司请求确认不侵犯专利权纠纷案的批复
(2001)民三他字第4号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2001)苏他字第1号关于苏州龙宝生物工程实业公司 (以下称龙宝公司)诉苏州朗力福保健品有限公司(以下称朗力福公司)纠纷一案的请示报告收悉。经研究，现答复如下：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和第一百一十一条的规定，对于符合条件的起诉人民法院应当受理。本案中，由于被告朗力福公司向销售原告龙宝公司产品的商家发函称原告的产品涉嫌侵权，导致经销商停止销售原告的产品，使得原告的利益受到了损害，原告与本案有直接的利害关系；原告在起诉中，有明确的被告；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因此，人民法院对本案应当予以受理。
本案中，原告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目的，只是针对被告发函指控其侵权的行为而请求法院确认自己不侵权，并不主张被告的行为侵权并追究其侵权责任。以“请示确认不侵犯专利权纠纷”作为案由，更能直接地反映当事人争议的本质，体现当事人的请求与法院裁判事项的核心内容。
同意你院审判委员会多数人的意见。
二OO二年七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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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死者人格利益之保护期（下）
北安市人民法院 王胜宇
死者人格之财产利益保护期限的决定因素之二商品化利用程度对死者人格之财产利益保护期限的法律态度，英美法的公开权保护模式与德国法的人格权保护模式在某种程度上类似，即对商品化利用程度较高的人格财产利益预设固定保护期限，而对商品化利用程度不高的人格财产利益，法律不规定固定保护期限，而交由司法实务解决。
第一，从功能主义到形式主义的转变，决定了法律预设固定期限作为死者人格之财产利益保护期限。英美学者对人格商品化利用的正当化理由存在不同解释，主要是从财产的自然权利、功利主义的主张、经济效率、阻止或返还不当得利、保护人格尊严等角度加以阐释。还有学者将其归结为某些利益集团的压力，或者是资本主义制度商品化运作的结果。法律为何对公开权预设保护期限？一种有力的解释是，在对待新型财产的问题上，有功能主义和形式主义两种不同的方法。功能主义的方法注重考虑某种利益成为财产权后所能实现的政策效果，进而判定是否为了某种特定目的而将该利益认定为财产。与此相对，形式主义的方法则不考虑某种利益受政府保护的原因，而是直接将那些被贴上“财产”标签的利益认定为具有传统财产的所有特性。法律之所以对公开权预设保护期限，在很大程度上是受“财产三段论”推理方法的影响：因为公开权具有财产的某些特性，所以公开权是一种财产；既然公开权是一种财产，它就应具有传统财产的其他特性，例如期限性。因此，似乎没有任何逻辑上的理由否定公开权在权利人死后具有可继承性。公开权大概就是这样被认定为一项财产权的。这种推理显然是以形式主义和“财产三段论”为基础，而形式主义的确立则为法律预设公开权保护期限提供了理论依据。
第二，对商品化利用程度较高的人格财产利益，法律规定固定保护期限。在人格之各项财产利益中，商品化利用程度最高的首推肖像，其主要原因当与各类媒体对社会生活的影响不断深化有关。在英国和美国，肖像是公开权保护的典型对象。依据美国各州的制定法和判例法，死者肖像的保护期限各不相同，在加利福尼亚州为死者死后70年，在奥克拉荷马州为100年，在德克萨斯州为50年，在佛罗里达州为40年，在维吉尼亚州为20年，在田纳西州为10年（但若形象权被利用则可以延展保护期间）。商品化利用程度是否较高的标准是“可识别性”。公开权保护范围的总体发展趋势是基于可识别性认定范围的扩大而扩张。例如加利福尼亚州制定法规定公开权的保护范围是“姓名、声音、签名、图片和肖像”，在德国，《艺术与摄影作品著作权法》第22条规定，死者肖像的保护期限为肖像权人死亡后10年。但在德国司法实践中，对死者人格形象的保护期限还受到其损害程度、死者人格形象的知名度和重要性等因素的影响。许多国家的公开权往往只保护特定的身份特征如姓名、肖像和签名，但是这些国家的法院也已经在司法实践中创设出类似于“可识别性”的概念，用于判定原告是否应受公开权的保护。“可识别性”标准影响甚至决定某类人格之财产利益是否受保护及其保护期限，因为“可识别性”是人格之财产利益能否被普遍商品化利用的基本判断标准。达到法律认可之可识别性标准的财产利益，通常在实践中已被广泛商品化利用，法律对其采取类似知识产权的做法，即规定一个死者死亡后的固定期限作为该财产利益保护期限。
第三，对商品化利用程度不高的人格财产利益，法律未规定固定保护期限，而交由司法实务解决。与肖像、姓名等典型人格之财产利益相比，体态、口头禅、装饰风格等商品化利用程度要小得多，甚至其是否应作为人格财产利益受保护都不是毫无争议的。该类利益实则处于精神利益与财产利益的边缘，有的更处于法律认可与未认可的边缘。因尚未被充分商品化利用，该类利益的财产属性未达到可识别性标准，因此法律对其未规定固定保护期限。但因社会关系变动，商品化利用的利益范围逐渐扩大，原本利用程度较低的利益也渐被广泛利用，司法实务可依据社会现实来判断某类利益应否作为人格之财产利益加以保护。法院的基本判断标准为被告是否“以商业为目的，未经对方同意，通过使用个人各种身份标记，盗用个人身份的商业价值”。在其他判例中，公开权保护范围被扩张至电视节目主持人的口头禅、足球明星绰号等人格财产利益。德国《艺术与摄影作品著作权法》原本仅保护肖像，但自heinzerhardt案之后，保护范围扩大至肖像以外的其他人格特征（如嗓音）。德国学者认为对死者人格权的保护应谨慎地类推适用《艺术与摄影作品著作权法》第22条，即以死者死亡后10年为保护期限。由是观之，对人格财产利益的保护范围，无论是采公开权保护模式的英美法还是采人格权保护模式的德国法，均持开放性的态度，即立足于社会现实的变动，以该利益的商品化利用程度是否达到可识别性标准为基本判断标准，来决定该利益是否纳入法律保护范围以及保护期限如何确定。而此项任务主要由司法实务而非制定法来完成。
就我国立法而言，现行法仅认可死者人格之精神利益保护，而忽视、否认死者人格之财产利益保护，更没有对后者保护期限作出规定。对于死者人格之财产利益保护期限，学界存在三种意见。第一种观点认为，应类推适用著作财产权之保护期限，即死者人格之财产利益保护期限为死后50年。第二种观点认为，应参照死者人格之精神利益保护期限来界定死者人格之财产利益保护期限，即死者近亲属的生存期限。第三种观点认为，应以死者近亲属生存期限为死者人格之财产利益保护期限，但肖像的保护期限应当缩短。个人观点，死者人格之财产利益保护期限与该利益商品化利用程度密切相关，应以可识别性为基本标准，结合立法政策、利益衡量等因素，对死者人格之各类财产利益保护期限作出具体界定。正如国外学者所指出的，“财产权未必存在于任何具有经济价值的事物上，在确定是否以及多大程度上将无形财产视为财产权进行保护时，一定程度的政策选择和对竞争性利益的平衡是必要的。”因此，借鉴国外相关立法及实务经验，我国现阶段较为稳妥的做法是：(1)对于商品化利用程度较高、可识别性无争议的人格之财产利益（现阶段可确定为肖像、姓名两种利益），适用固定保护期限，并承认其可转让、继承。由于现行法无直接规定，类推适用《著作权法》的相关规定是较为合适的选择。(2)对于商品化利用程度不高、可识别性尚存争议的有关人格利益，原则上仍认定为人格之精神利益，其保护期限依现行法规定为死者近亲属生存期限。(3)对于原本商品化利用程度不高、可识别性存在争议的人格利益，由于社会现实的发展而达到了法律保护的要求，最高人民法院可在条件较为成熟的情况下以批复、解释等形式将其纳入到人格之财产利益的范围之中进行保护。
死者的人格利益包括精神利益和财产利益，二者均应受到保护。但此两类利益保护期限的确定标准不同。死者人格之精神利益应采“间接说”保护方法，即立足于对死者近亲属精神利益的保护，因此该利益保护期限以其近亲属生存期限为限。死者人格之财产利益系生前人格权之财产权能的转化，其具有可继承性。对商品化利用程度较高的死者肖像、姓名等财产利益，可类推适用《著作权法》以死者死后50年为其保护期限；对商品化利用程度不高的死者的其他人格利益，可由法院依据社会现实作出适当判断以确定其保护期限。
因此，对于开篇所述的两类纠纷可作如下处理：(1)第一类纠纷所涉古人之“名誉”，系属死者人格之精神利益，依据《精神损害赔偿解释》第3条的规定，请求权人为死者近亲属，因而其无适格之原告而不受法律保护。(2)在第二类纠纷中，“荷花女案”既涉及死者人格之精神利益保护，亦涉及死者人格之财产利益保护。对于前者，依据《侵权责任法》第15条、《精神损害赔偿解释》第3条的规定，死者近亲属可请求侵权人承担停止侵害、赔礼道歉、消除影响、恢复名誉和精神损害赔偿等责任；对于后者，其系属现阶段商品化利用程度不高之人格利益，亦在死者近亲属生存期限内受法律保护，死者近亲属可请求侵权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该案一审判决判定由被告赔偿原告800元，二审判决判定“在确认被告侵权和应承担民事责任的前提下，经济赔偿问题由双方自行解决”，两审判决均未区分侵害死者人格之精神利益所生之精神损害赔偿与侵害死者人格之财产利益所生之财产损害赔偿，显属不当。“鲁迅姓名权案”仅涉及侵害死者人格之财产利益。因死者姓名属商品化利用程度较高之财产利益，其保护期限类推适用《著作权法》为死者死后50年，死者继承人在该期限内主张权利，法院应予支持。该案的审理法院认为将鲁迅姓名注册为域名用于商业用途造成鲁迅后人的精神痛苦，适用精神损害赔偿，混淆了死者人格之精神利益与财产利益，显属不当。
论我国公司出资制度之完善
作者：刘莉
内容提要
当前我国的公司资本制度为一种保守的法定资本制度，严格遵守资本确定和维持原则，出资形式单一和现物出资。此种制度构建时的初衷是解决信用问题，保护交易安全，保持“商”主体有足够资本运营，可是在这种制度确立后并没有实现立法时所追求的目标。笔者认为这些遇到的问题，不是资本制度确定有误造成，在今后5年期间内或者更长的时间里，我国不易改变法定资本制度，应在适当调整出资制度过程中，完善法定资本制度外延和配套制度。本文针对出资制度和公司资本形成制度两方面论述资本制度改革的发展方向，以资产信用制度为笔者观点和中心理念，结合我国国情论述现今制度所带来的弊端，认为改变公司资本制度需要一个的过程，降低资本额的尺度和出资多元化发展趋势。
关键词：资本、出资、信用
Abstract
The capital system of China is a kind of conservative legal capital system, which observes the principle of capital confirmation and maintenance, the unity of investment form, and the certainty of value strictly. The initial intention to establish above-mentioned system is to resolve the issue of credit, keep the safety of transaction, and make sufficient capital to the merchant. However, the formation of the capital system did not resolve the above-mentioned issue totally. There are not any mistakes in the formation of our capital system, and we shouldn’t transform the system even in a long period, but make it and the relevant system perfectly in the process of adjusting the investment system properly. Aiming for the investment system and the principle of capital formation,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developing direction of the capital system and the drawback of the system nowadays with reference of national conditions, and believes that it need a process to transform the company capital system and that abasing the capital volume and multiplying the investment form is a irreversible trend.
Key words: CAPITAL INVESTMENT CREDIT
导 言
公司资本制度贯穿公司法整个体系，公司法中许多制度和规则都与资本制度相联系，确定这一系列制度是公司法律规则中的定位问题，是决定公司法律体系测重哪些内容和规则的模式。我国在以资本信用为核心的基础上构建本身的法律体系，在资本形成制度中采用了法定资本制度，确定最低资本额、出资形式和资本变化严格限制。这些制度的确立旨在维护社会交易安全和经济秩序。那么这一系列规定在传统制度下是否能够切实保护债权人利益、保护交易安全？这类问题是因为法定资本制度确定错误，还是现在我国相关公司制度配套的法律规定滞后所导致。有的学者建议改变法定资本制度，资本制度变更后能够出现信用危机进一步囵陷。笔者就从资本形成制度与股东筹资制度两个方面，即公司资本运作第一个阶段展开论述。
一、我国公司资本制度概述
（一）公司资本制度的内涵和重要性
目前，公司法律制度中包含着诸多具体制度，比如公司设立制度、公司资本制度、公司重整制度、公司破产制度。其中，公司资本制度是至关重要的一个制度形式，起到了核心的引导性作用，支撑着公司法律体系。公司资本制度的确立决定着公司资本的确立原则，决定着资本在公司中的地位和作用。公司在各个经营的过程中，资本制度均有所体现，从公司的设立，到资本运行，而后资本消灭的各个阶段发展，完全需要遵循资本制度的原理架构。一国公司立法究竟是定位在资本依赖、资产变化的调控或是二者兼顾等诸方面，将决定其他相关商法的立法方向。所以谈到一个国家的公司立法制度首先看其适用哪种资本制度形式，由此深入剖析公司资本制度所涉及的相关内容。
公司的重要特征之一是其资合性，即它是以资本结合为中心的，具有法人地位的企业组织。公司法上所称的资本，意指公司的股本，它是衡量公司净资产的最小价值的刚性尺度；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具有标志公司信用的特殊功能。 公司资本是公司运作的物质基础，是公司对外承担法律责任的物质保障。按照不同学者的观点，公司资本制度围绕着资本各阶段或各形态有如下的内涵。公司资本制度的代表就是法定资本制度、授权资本制度和折衷资本制度三项资本制度。狭义上，公司资本制度是指公司资本形成、维持、退出等方面制度安排。广义上讲，公司资本制度是围绕股东的股权投资而关于公司资本运作的一系列概念网、规则群与制度链的配套体系。 笔者认为公司资本制度以三大类制度形式定位，将选择的资本制度散布于公司各规制、原则和精神中，统领一国公司立法乃至整个商法体系。公司资本制度主要涉及筹资制度、资本形成制度、资本维持制度或资本运行制度、资本消灭制度等。法定、授权或折衷资本制度统称为资本形成制度，是公司资本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公司资本没有进入运作阶段前，股东出资和资本形成是公司资本制度的第一个阶段，是公司设立时期，是公司成立的初级阶段。易言之，公司资本的形成（即公司资本形成制度）是公司运作时追求股东权益的基础和根基，公司以怎样的方式注入资本额，以怎样的形式投入资产（即股东出资制度 ），也将决定资产在运营阶段能否保障债权人利益。所以公司制度的第一个阶段在广义的公司资本制度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引领整个资本制度的发展方向。本文就针对以什么可以出资（出资多元化）、出资的法定要求是什么（法定资本制、授权资本制等）这两个方面阐释资本制度的第一个阶段。
（二）我国公司出资制度之现状
按股份或资本在公司设立时一次性形成或分次形成、注册资本是授权资本还是发行资本，以及注册资本是否有一定严格的限制一系列方面，对资本的形成方式划分三种制度形式 。它们是法定资本制度、授权资本制度和折中资本制度及“变异”的折中资本制度。我国是严格的法定资本制度体系，充分体现资本确定、维持和不变三原则。公司设立时必须在公司章程中明确规定资本总额并一次性发行并募足可分次缴纳。作为公司资本制度另一个组成部分的股东出资制度，主要是针对股东出资形式、股东出资义务、出资的比例结构和出资的履行方式所制定的法律规则。我国出资形式必须严格遵照法律规定，只规定了货币、实物、土地使用权、工业产权和非专利技术五种出种出资形式，规定工业产权等无形资产出资的最高比例，从法律上排除了劳务、信用、股权、债权等形式出资；公司成立后增加或减少资本必须经严格程序。在法定资本制度下实行最低资本额，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最低限额为1000万人民币；有限责任公司视其主营业务不同，注册资本为50万、30万或10万元，特定行业需高于上述规定，法律、法规可另行规定。法定资本制度基本由大陆法系国家使用，确立目的是为了巩固公司资本结构，维护交易安全，遏制公司滥设。授权资本制度则是为了筹集资金灵活方便，发挥资本的效用，以美、英为典型。折中资本制度是吸收了法定和授权的优点而设立的制度形式，德、法已逐渐吸收此制度。英美公司法将原有设立公司最低资本额逐步废除，于1969年完全取消最低资本额，美国现在为止无统一资本概念，更没有注册资本概念。
二、我国公司出资制度之缺陷
（一）缺陷的动因来自法定资本制度
1、资本信用在经济学中薄弱地位
在公司资本制度中存在这样几个概念：资本、资产、资金。效能上资本是最不值得信赖的，是章程中规定的数字，这个数额注入公司之后已不再是资本，而是公司的资产。资金是资产的货币形式。在资产负债表中，资产表示为负债与所有者权益之和。也就是资本是资产的构成部分，单谈资本是狭隘的。当公司设立时资本就是全部财产，随公司经营盈利或亏损，公司所享有的资产发生变化（增值或贬值）净资产就可能高于资本，也可能低于资本。公司的对外承担责任的能力在设立初期是公司资本，在经营一定期限内信用能力和发展要求绝不在于注册资本，而在于企业所拥有的资产。公司的经营发展对于资本是一个动态的使用过程，不会保持原有资本形态。其实自出资人或认股人将出资注入公司，由登记机关赋予公司人格之后，企业就开始使用原始资本进行再创造、再积累。这时的资本只能是“资产负债表右平衡下所有者权益中列示的一个人为创设的数字，它不是资产、资金或财产，它所记载的只能是历史性信息。” 在此情况下对于公司注册资本的信任就显得很无助，注册资本和公司的经营资产已经完全是两回事，导致与法定资本制度的初衷和目的相悖。
2、法定资本制度下对资产控制的监管之欠缺
应该说前些年公司注册时虚假出资、出资不实的现象极为普遍，但是由于现在对于公司登记、验资等制度完善，并且司法实践中对于中介部门的连带责任的规定，使得公司在出资时基本都能够保证实缴。从虚假出资取而代之的是抽逃投资、变相降低资本公积，经营期间转移财产甚至违法逃债，使企业真的出现了债务也没有可供执行的财产或者干脆破产。看似资本确定和维持的法定资本制度有时也遇到尴尬和束手无策，按照规定企业在注册时全部发行了股本，也全部认缴或到位却变得不堪一击，所以涉及公司诉讼的案件中，当事人思路是首先要考虑公司现存资产，如果没有什么资产，则考虑出资到位了没有，没到位要求追加股东的无限责任，如果到位了企业没有资产只能自认倒霉。有的案件诉讼到法院，当事人和审判人员心照不宣，可是无权查阅企业的账目，查找不到企业资金的去向，法院民事案件中根本不能组织审计而导致保护不了债权人利益。
（二）最低资本额的强制性规定意义不大
1、对于资本额的硬性规定不能保护债权人。高额的注册资本起不到保护债权人利益的作用，企业正常经营中出现的交易额大于资本额是普遍存在的，尤其在有限责任公司中，注册资本的起点多高都一样无法保护债权人的利益。不能说企业的注册资本高就说明企业的资金雄厚，高额的资本额会导致出资者铤而走险虚假出资，出资不实，抽逃资金。
2、本国企业没有平等的“国民待遇”。现在我国实行的公司企业法律体系中对于资本形成制度出现了割据式的规定，其中对外商投资企业规定最为宽松，国家为了鼓励其投资，在法律上无最低资本额限制、并享有分期缴款、减免税的优惠政策。但是从发展生产力的角度出发，那么内资企业也一样需要竞争力，在法律中对其规定过高的资本额显然是没有道理的。
3、高资本额会桎梏公司投资人资格。一些高科技、技术型的企业不需要高额的资本额即可创造价值，并可创造超出几倍的资产。确定较高的资本额，比如组建一个股份制公司要求1000万以上的资产，对此一般的自然人都是很难达到的，国企改革时企业的资产固然能够达到这个数额，但是国有企业改制要通过净资产进行注册，有的国有企业低资产甚至零资产，远达不到股改的最低资本额，只能另辟蹊径转制为有限责任公司或再融资重组。
所以在法定资本制度下赖以生存的资本信用依赖，不太可能切实的保护交易安全和维护经济秩序，资金再雄厚的公司也只是注册一时的辉煌，能让公司持续性发展和保值增值应从原来的信奉资本信用的理念解脱出来，将原有法定资本制度下只注重资本的注入、形成，忽视资本注入后资产的去向，过度为对资产的合理化使用和对资产的法律或政策性监管，运用资产信用增加企业活力、注重资产积累和相对稳定。
（二）出资形式单一化
在法定资本制度下公司法所体现的出资形式其根本目的就是必须保证财产价值的确定性、可移转性和相对稳定性，这是与法定资本制度相辅相成的。股东出资既是公司资本的来源，传统资本信用的进一步表现就是出资信用，因而要求出资形式法定化否则法定资本制的功能将无从实现 。我国《公司法》 即采用严格的出资形式，使用列举方式规定可以用货币出资、实物、工业产权、非专利技术、土地使用权作价出资，对实物、工业产权、非专利技术或土地使用权，必须进行评估作价，无形资产出资有最高比例限制，显然此规定已经将劳务、信用、股权、债权等其他形式出资排除在外。究其原由和效能，法定资本制度下追求的确定、稳定、尽可能不变的价值是否能够安全的保守资本信用的理念？是否能够有效地保证公司对外债务的清偿能力或股权价值的可流性？答案是否定的。教条的资本信用理念从形式上保住了，却被判了实质。首先是现实中有些公司注册股东不用法定出资形式出资，是用人力资本出资或称劳务出资，但是却在登记中记载为股东，这种情况多半是通过协议的方式，将劳务折算为相应的出资额，即授予其价值变通登记注册，这种情形不可取缔并呈上升的趋势。用这两种人身权益出资涉及股权争议时也没有绝对否认出资，虽然我国公司法第24条是采用列举方式规定了出资形式，但是也没有排除列举之外的出资为违法出资。有的法院认为只要作为其他投资人在此股东加入时协议允许，并股东身份被登记入股东名册和工商登记中，就应该承认股东身份赋予了股东权。再有，一些人有一身好的武艺不用出资即可为公司创造价值，其他股东也认为私下规避法律签订协议享受“干股”，无人得知无人得晓，操作得真真切切，法律能奈何。另外，人力出资和股权、债权、信用出资虽有其价值的不确定性，不易于操作，但绝不是烫手山芋，股东出资制度上不可敬而远之，可以策划其出资方式，探寻其评估方法。正因如此笔者认为，我国公司、企业法均应统一的出资形式 ，大胆放宽公司法中的出资形式。
三、完善我国公司出资制度之建议
（一）现阶段不应采用授权资本制
很多的学者提倡适用授权资本制度，观点认为授权资本制度是法律体系发展的方向，我赞同这种观点，但是我认为授权资本制度不易现在就实施。授权资本制度直接实施会带来市场经济相关配套法律的不适应，现行法律一系列规定是针对法定资本制度制定的监督和处罚措施，将资本制度全面的变动将导致制约严重不足，虽然法定资本制度有很多的弊端，但是如果不采用一个过度，会暴露出更加尖锐的问题。具体有这么几个原因：
1、投资人自律性尚不强
由于在授权资本制度下公司设立按照公司章程载明的资本总额进行工商登记，公司即可成立，认足或缴足的资本是公司资本总额的一部分，这里章程所定的是授权资本，不是实缴资本，也不是认缴资本。在授权资本制度下，对于其余部分的股份发行和募集时间如果不在公司章程中加以规定，而是由公司董事会在适当时间决定，并在此制度下不规定首次发行股份占总资本总额的比例，将导致企业对外发布的资本总额与实际资本脱节。授权给董事会随时发行是自觉性遵守的规则，是一项赋权性制度，是商主体一项观念性的变动。在现阶段我认为很难建立主动、积极、适时地增加资本的观念，就会导致预扩大资金投入和扩大经营规模时不以扩大资本额的形式投入，只是变通投入，将资金暂时参与经营周转随即不正常流失。
不让董事会自由选定时间发行，而是限定一定时间发行（类似折中资本制度中许可资本制度），其实本质与我国现在的认缴制差不多，即外商投资企业法和国有产权转让中规定的，认缴全部，分次缴纳。我认为这样的规定在我国现今的法定资本制度下已经很宽松了，在此规定实施时一些外国投资者首次出资后或干脆达不到注册资本的25%，不但依旧享受着减免税待遇，而且余款成了泡影，有些外商投资企业经营不到10年，无人问津，所得税无法追缴，债权人利益无法保护，公司经营发展资金不够，还侵害了境内投资者的利益。所以我认为分期缴纳的风险程度仅次于分次发行，我国在现有的制度下大可不必推行分次发行。如果为了吸引投资，应对所有的公司企业适用一样的待遇，全面实用这种认缴制，但必须规定首次实缴的比例。我看到2004年公司法第二次修改草案中出现，将资本实缴制改为认缴制就是没有采纳授权资本制度。
北安市人民法院 王胜宇
死者人格之财产利益保护期限的决定因素之二商品化利用程度对死者人格之财产利益保护期限的法律态度，英美法的公开权保护模式与德国法的人格权保护模式在某种程度上类似，即对商品化利用程度较高的人格财产利益预设固定保护期限，而对商品化利用程度不高的人格财产利益，法律不规定固定保护期限，而交由司法实务解决。
第一，从功能主义到形式主义的转变，决定了法律预设固定期限作为死者人格之财产利益保护期限。英美学者对人格商品化利用的正当化理由存在不同解释，主要是从财产的自然权利、功利主义的主张、经济效率、阻止或返还不当得利、保护人格尊严等角度加以阐释。还有学者将其归结为某些利益集团的压力，或者是资本主义制度商品化运作的结果。法律为何对公开权预设保护期限？一种有力的解释是，在对待新型财产的问题上，有功能主义和形式主义两种不同的方法。功能主义的方法注重考虑某种利益成为财产权后所能实现的政策效果，进而判定是否为了某种特定目的而将该利益认定为财产。与此相对，形式主义的方法则不考虑某种利益受政府保护的原因，而是直接将那些被贴上“财产”标签的利益认定为具有传统财产的所有特性。法律之所以对公开权预设保护期限，在很大程度上是受“财产三段论”推理方法的影响：因为公开权具有财产的某些特性，所以公开权是一种财产；既然公开权是一种财产，它就应具有传统财产的其他特性，例如期限性。因此，似乎没有任何逻辑上的理由否定公开权在权利人死后具有可继承性。公开权大概就是这样被认定为一项财产权的。这种推理显然是以形式主义和“财产三段论”为基础，而形式主义的确立则为法律预设公开权保护期限提供了理论依据。
第二，对商品化利用程度较高的人格财产利益，法律规定固定保护期限。在人格之各项财产利益中，商品化利用程度最高的首推肖像，其主要原因当与各类媒体对社会生活的影响不断深化有关。在英国和美国，肖像是公开权保护的典型对象。依据美国各州的制定法和判例法，死者肖像的保护期限各不相同，在加利福尼亚州为死者死后70年，在奥克拉荷马州为100年，在德克萨斯州为50年，在佛罗里达州为40年，在维吉尼亚州为20年，在田纳西州为10年（但若形象权被利用则可以延展保护期间）。商品化利用程度是否较高的标准是“可识别性”。公开权保护范围的总体发展趋势是基于可识别性认定范围的扩大而扩张。例如加利福尼亚州制定法规定公开权的保护范围是“姓名、声音、签名、图片和肖像”，在德国，《艺术与摄影作品著作权法》第22条规定，死者肖像的保护期限为肖像权人死亡后10年。但在德国司法实践中，对死者人格形象的保护期限还受到其损害程度、死者人格形象的知名度和重要性等因素的影响。许多国家的公开权往往只保护特定的身份特征如姓名、肖像和签名，但是这些国家的法院也已经在司法实践中创设出类似于“可识别性”的概念，用于判定原告是否应受公开权的保护。“可识别性”标准影响甚至决定某类人格之财产利益是否受保护及其保护期限，因为“可识别性”是人格之财产利益能否被普遍商品化利用的基本判断标准。达到法律认可之可识别性标准的财产利益，通常在实践中已被广泛商品化利用，法律对其采取类似知识产权的做法，即规定一个死者死亡后的固定期限作为该财产利益保护期限。
第三，对商品化利用程度不高的人格财产利益，法律未规定固定保护期限，而交由司法实务解决。与肖像、姓名等典型人格之财产利益相比，体态、口头禅、装饰风格等商品化利用程度要小得多，甚至其是否应作为人格财产利益受保护都不是毫无争议的。该类利益实则处于精神利益与财产利益的边缘，有的更处于法律认可与未认可的边缘。因尚未被充分商品化利用，该类利益的财产属性未达到可识别性标准，因此法律对其未规定固定保护期限。但因社会关系变动，商品化利用的利益范围逐渐扩大，原本利用程度较低的利益也渐被广泛利用，司法实务可依据社会现实来判断某类利益应否作为人格之财产利益加以保护。法院的基本判断标准为被告是否“以商业为目的，未经对方同意，通过使用个人各种身份标记，盗用个人身份的商业价值”。在其他判例中，公开权保护范围被扩张至电视节目主持人的口头禅、足球明星绰号等人格财产利益。德国《艺术与摄影作品著作权法》原本仅保护肖像，但自heinzerhardt案之后，保护范围扩大至肖像以外的其他人格特征（如嗓音）。德国学者认为对死者人格权的保护应谨慎地类推适用《艺术与摄影作品著作权法》第22条，即以死者死亡后10年为保护期限。由是观之，对人格财产利益的保护范围，无论是采公开权保护模式的英美法还是采人格权保护模式的德国法，均持开放性的态度，即立足于社会现实的变动，以该利益的商品化利用程度是否达到可识别性标准为基本判断标准，来决定该利益是否纳入法律保护范围以及保护期限如何确定。而此项任务主要由司法实务而非制定法来完成。
就我国立法而言，现行法仅认可死者人格之精神利益保护，而忽视、否认死者人格之财产利益保护，更没有对后者保护期限作出规定。对于死者人格之财产利益保护期限，学界存在三种意见。第一种观点认为，应类推适用著作财产权之保护期限，即死者人格之财产利益保护期限为死后50年。第二种观点认为，应参照死者人格之精神利益保护期限来界定死者人格之财产利益保护期限，即死者近亲属的生存期限。第三种观点认为，应以死者近亲属生存期限为死者人格之财产利益保护期限，但肖像的保护期限应当缩短。个人观点，死者人格之财产利益保护期限与该利益商品化利用程度密切相关，应以可识别性为基本标准，结合立法政策、利益衡量等因素，对死者人格之各类财产利益保护期限作出具体界定。正如国外学者所指出的，“财产权未必存在于任何具有经济价值的事物上，在确定是否以及多大程度上将无形财产视为财产权进行保护时，一定程度的政策选择和对竞争性利益的平衡是必要的。”因此，借鉴国外相关立法及实务经验，我国现阶段较为稳妥的做法是：(1)对于商品化利用程度较高、可识别性无争议的人格之财产利益（现阶段可确定为肖像、姓名两种利益），适用固定保护期限，并承认其可转让、继承。由于现行法无直接规定，类推适用《著作权法》的相关规定是较为合适的选择。(2)对于商品化利用程度不高、可识别性尚存争议的有关人格利益，原则上仍认定为人格之精神利益，其保护期限依现行法规定为死者近亲属生存期限。(3)对于原本商品化利用程度不高、可识别性存在争议的人格利益，由于社会现实的发展而达到了法律保护的要求，最高人民法院可在条件较为成熟的情况下以批复、解释等形式将其纳入到人格之财产利益的范围之中进行保护。
死者的人格利益包括精神利益和财产利益，二者均应受到保护。但此两类利益保护期限的确定标准不同。死者人格之精神利益应采“间接说”保护方法，即立足于对死者近亲属精神利益的保护，因此该利益保护期限以其近亲属生存期限为限。死者人格之财产利益系生前人格权之财产权能的转化，其具有可继承性。对商品化利用程度较高的死者肖像、姓名等财产利益，可类推适用《著作权法》以死者死后50年为其保护期限；对商品化利用程度不高的死者的其他人格利益，可由法院依据社会现实作出适当判断以确定其保护期限。
因此，对于开篇所述的两类纠纷可作如下处理：(1)第一类纠纷所涉古人之“名誉”，系属死者人格之精神利益，依据《精神损害赔偿解释》第3条的规定，请求权人为死者近亲属，因而其无适格之原告而不受法律保护。(2)在第二类纠纷中，“荷花女案”既涉及死者人格之精神利益保护，亦涉及死者人格之财产利益保护。对于前者，依据《侵权责任法》第15条、《精神损害赔偿解释》第3条的规定，死者近亲属可请求侵权人承担停止侵害、赔礼道歉、消除影响、恢复名誉和精神损害赔偿等责任；对于后者，其系属现阶段商品化利用程度不高之人格利益，亦在死者近亲属生存期限内受法律保护，死者近亲属可请求侵权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该案一审判决判定由被告赔偿原告800元，二审判决判定“在确认被告侵权和应承担民事责任的前提下，经济赔偿问题由双方自行解决”，两审判决均未区分侵害死者人格之精神利益所生之精神损害赔偿与侵害死者人格之财产利益所生之财产损害赔偿，显属不当。“鲁迅姓名权案”仅涉及侵害死者人格之财产利益。因死者姓名属商品化利用程度较高之财产利益，其保护期限类推适用《著作权法》为死者死后50年，死者继承人在该期限内主张权利，法院应予支持。该案的审理法院认为将鲁迅姓名注册为域名用于商业用途造成鲁迅后人的精神痛苦，适用精神损害赔偿，混淆了死者人格之精神利益与财产利益，显属不当。
论我国公司出资制度之完善
作者：刘莉
内容提要
当前我国的公司资本制度为一种保守的法定资本制度，严格遵守资本确定和维持原则，出资形式单一和现物出资。此种制度构建时的初衷是解决信用问题，保护交易安全，保持“商”主体有足够资本运营，可是在这种制度确立后并没有实现立法时所追求的目标。笔者认为这些遇到的问题，不是资本制度确定有误造成，在今后5年期间内或者更长的时间里，我国不易改变法定资本制度，应在适当调整出资制度过程中，完善法定资本制度外延和配套制度。本文针对出资制度和公司资本形成制度两方面论述资本制度改革的发展方向，以资产信用制度为笔者观点和中心理念，结合我国国情论述现今制度所带来的弊端，认为改变公司资本制度需要一个的过程，降低资本额的尺度和出资多元化发展趋势。
关键词：资本、出资、信用
Abstract
The capital system of China is a kind of conservative legal capital system, which observes the principle of capital confirmation and maintenance, the unity of investment form, and the certainty of value strictly. The initial intention to establish above-mentioned system is to resolve the issue of credit, keep the safety of transaction, and make sufficient capital to the merchant. However, the formation of the capital system did not resolve the above-mentioned issue totally. There are not any mistakes in the formation of our capital system, and we shouldn’t transform the system even in a long period, but make it and the relevant system perfectly in the process of adjusting the investment system properly. Aiming for the investment system and the principle of capital formation,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developing direction of the capital system and the drawback of the system nowadays with reference of national conditions, and believes that it need a process to transform the company capital system and that abasing the capital volume and multiplying the investment form is a irreversible trend.
Key words: CAPITAL INVESTMENT CREDIT
导 言
公司资本制度贯穿公司法整个体系，公司法中许多制度和规则都与资本制度相联系，确定这一系列制度是公司法律规则中的定位问题，是决定公司法律体系测重哪些内容和规则的模式。我国在以资本信用为核心的基础上构建本身的法律体系，在资本形成制度中采用了法定资本制度，确定最低资本额、出资形式和资本变化严格限制。这些制度的确立旨在维护社会交易安全和经济秩序。那么这一系列规定在传统制度下是否能够切实保护债权人利益、保护交易安全？这类问题是因为法定资本制度确定错误，还是现在我国相关公司制度配套的法律规定滞后所导致。有的学者建议改变法定资本制度，资本制度变更后能够出现信用危机进一步囵陷。笔者就从资本形成制度与股东筹资制度两个方面，即公司资本运作第一个阶段展开论述。
一、我国公司资本制度概述
（一）公司资本制度的内涵和重要性
目前，公司法律制度中包含着诸多具体制度，比如公司设立制度、公司资本制度、公司重整制度、公司破产制度。其中，公司资本制度是至关重要的一个制度形式，起到了核心的引导性作用，支撑着公司法律体系。公司资本制度的确立决定着公司资本的确立原则，决定着资本在公司中的地位和作用。公司在各个经营的过程中，资本制度均有所体现，从公司的设立，到资本运行，而后资本消灭的各个阶段发展，完全需要遵循资本制度的原理架构。一国公司立法究竟是定位在资本依赖、资产变化的调控或是二者兼顾等诸方面，将决定其他相关商法的立法方向。所以谈到一个国家的公司立法制度首先看其适用哪种资本制度形式，由此深入剖析公司资本制度所涉及的相关内容。
公司的重要特征之一是其资合性，即它是以资本结合为中心的，具有法人地位的企业组织。公司法上所称的资本，意指公司的股本，它是衡量公司净资产的最小价值的刚性尺度；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具有标志公司信用的特殊功能。 公司资本是公司运作的物质基础，是公司对外承担法律责任的物质保障。按照不同学者的观点，公司资本制度围绕着资本各阶段或各形态有如下的内涵。公司资本制度的代表就是法定资本制度、授权资本制度和折衷资本制度三项资本制度。狭义上，公司资本制度是指公司资本形成、维持、退出等方面制度安排。广义上讲，公司资本制度是围绕股东的股权投资而关于公司资本运作的一系列概念网、规则群与制度链的配套体系。 笔者认为公司资本制度以三大类制度形式定位，将选择的资本制度散布于公司各规制、原则和精神中，统领一国公司立法乃至整个商法体系。公司资本制度主要涉及筹资制度、资本形成制度、资本维持制度或资本运行制度、资本消灭制度等。法定、授权或折衷资本制度统称为资本形成制度，是公司资本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公司资本没有进入运作阶段前，股东出资和资本形成是公司资本制度的第一个阶段，是公司设立时期，是公司成立的初级阶段。易言之，公司资本的形成（即公司资本形成制度）是公司运作时追求股东权益的基础和根基，公司以怎样的方式注入资本额，以怎样的形式投入资产（即股东出资制度 ），也将决定资产在运营阶段能否保障债权人利益。所以公司制度的第一个阶段在广义的公司资本制度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引领整个资本制度的发展方向。本文就针对以什么可以出资（出资多元化）、出资的法定要求是什么（法定资本制、授权资本制等）这两个方面阐释资本制度的第一个阶段。
（二）我国公司出资制度之现状
按股份或资本在公司设立时一次性形成或分次形成、注册资本是授权资本还是发行资本，以及注册资本是否有一定严格的限制一系列方面，对资本的形成方式划分三种制度形式 。它们是法定资本制度、授权资本制度和折中资本制度及“变异”的折中资本制度。我国是严格的法定资本制度体系，充分体现资本确定、维持和不变三原则。公司设立时必须在公司章程中明确规定资本总额并一次性发行并募足可分次缴纳。作为公司资本制度另一个组成部分的股东出资制度，主要是针对股东出资形式、股东出资义务、出资的比例结构和出资的履行方式所制定的法律规则。我国出资形式必须严格遵照法律规定，只规定了货币、实物、土地使用权、工业产权和非专利技术五种出种出资形式，规定工业产权等无形资产出资的最高比例，从法律上排除了劳务、信用、股权、债权等形式出资；公司成立后增加或减少资本必须经严格程序。在法定资本制度下实行最低资本额，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最低限额为1000万人民币；有限责任公司视其主营业务不同，注册资本为50万、30万或10万元，特定行业需高于上述规定，法律、法规可另行规定。法定资本制度基本由大陆法系国家使用，确立目的是为了巩固公司资本结构，维护交易安全，遏制公司滥设。授权资本制度则是为了筹集资金灵活方便，发挥资本的效用，以美、英为典型。折中资本制度是吸收了法定和授权的优点而设立的制度形式，德、法已逐渐吸收此制度。英美公司法将原有设立公司最低资本额逐步废除，于1969年完全取消最低资本额，美国现在为止无统一资本概念，更没有注册资本概念。
二、我国公司出资制度之缺陷
（一）缺陷的动因来自法定资本制度
1、资本信用在经济学中薄弱地位
在公司资本制度中存在这样几个概念：资本、资产、资金。效能上资本是最不值得信赖的，是章程中规定的数字，这个数额注入公司之后已不再是资本，而是公司的资产。资金是资产的货币形式。在资产负债表中，资产表示为负债与所有者权益之和。也就是资本是资产的构成部分，单谈资本是狭隘的。当公司设立时资本就是全部财产，随公司经营盈利或亏损，公司所享有的资产发生变化（增值或贬值）净资产就可能高于资本，也可能低于资本。公司的对外承担责任的能力在设立初期是公司资本，在经营一定期限内信用能力和发展要求绝不在于注册资本，而在于企业所拥有的资产。公司的经营发展对于资本是一个动态的使用过程，不会保持原有资本形态。其实自出资人或认股人将出资注入公司，由登记机关赋予公司人格之后，企业就开始使用原始资本进行再创造、再积累。这时的资本只能是“资产负债表右平衡下所有者权益中列示的一个人为创设的数字，它不是资产、资金或财产，它所记载的只能是历史性信息。” 在此情况下对于公司注册资本的信任就显得很无助，注册资本和公司的经营资产已经完全是两回事，导致与法定资本制度的初衷和目的相悖。
2、法定资本制度下对资产控制的监管之欠缺
应该说前些年公司注册时虚假出资、出资不实的现象极为普遍，但是由于现在对于公司登记、验资等制度完善，并且司法实践中对于中介部门的连带责任的规定，使得公司在出资时基本都能够保证实缴。从虚假出资取而代之的是抽逃投资、变相降低资本公积，经营期间转移财产甚至违法逃债，使企业真的出现了债务也没有可供执行的财产或者干脆破产。看似资本确定和维持的法定资本制度有时也遇到尴尬和束手无策，按照规定企业在注册时全部发行了股本，也全部认缴或到位却变得不堪一击，所以涉及公司诉讼的案件中，当事人思路是首先要考虑公司现存资产，如果没有什么资产，则考虑出资到位了没有，没到位要求追加股东的无限责任，如果到位了企业没有资产只能自认倒霉。有的案件诉讼到法院，当事人和审判人员心照不宣，可是无权查阅企业的账目，查找不到企业资金的去向，法院民事案件中根本不能组织审计而导致保护不了债权人利益。
（二）最低资本额的强制性规定意义不大
1、对于资本额的硬性规定不能保护债权人。高额的注册资本起不到保护债权人利益的作用，企业正常经营中出现的交易额大于资本额是普遍存在的，尤其在有限责任公司中，注册资本的起点多高都一样无法保护债权人的利益。不能说企业的注册资本高就说明企业的资金雄厚，高额的资本额会导致出资者铤而走险虚假出资，出资不实，抽逃资金。
2、本国企业没有平等的“国民待遇”。现在我国实行的公司企业法律体系中对于资本形成制度出现了割据式的规定，其中对外商投资企业规定最为宽松，国家为了鼓励其投资，在法律上无最低资本额限制、并享有分期缴款、减免税的优惠政策。但是从发展生产力的角度出发，那么内资企业也一样需要竞争力，在法律中对其规定过高的资本额显然是没有道理的。
3、高资本额会桎梏公司投资人资格。一些高科技、技术型的企业不需要高额的资本额即可创造价值，并可创造超出几倍的资产。确定较高的资本额，比如组建一个股份制公司要求1000万以上的资产，对此一般的自然人都是很难达到的，国企改革时企业的资产固然能够达到这个数额，但是国有企业改制要通过净资产进行注册，有的国有企业低资产甚至零资产，远达不到股改的最低资本额，只能另辟蹊径转制为有限责任公司或再融资重组。
所以在法定资本制度下赖以生存的资本信用依赖，不太可能切实的保护交易安全和维护经济秩序，资金再雄厚的公司也只是注册一时的辉煌，能让公司持续性发展和保值增值应从原来的信奉资本信用的理念解脱出来，将原有法定资本制度下只注重资本的注入、形成，忽视资本注入后资产的去向，过度为对资产的合理化使用和对资产的法律或政策性监管，运用资产信用增加企业活力、注重资产积累和相对稳定。
（二）出资形式单一化
在法定资本制度下公司法所体现的出资形式其根本目的就是必须保证财产价值的确定性、可移转性和相对稳定性，这是与法定资本制度相辅相成的。股东出资既是公司资本的来源，传统资本信用的进一步表现就是出资信用，因而要求出资形式法定化否则法定资本制的功能将无从实现 。我国《公司法》 即采用严格的出资形式，使用列举方式规定可以用货币出资、实物、工业产权、非专利技术、土地使用权作价出资，对实物、工业产权、非专利技术或土地使用权，必须进行评估作价，无形资产出资有最高比例限制，显然此规定已经将劳务、信用、股权、债权等其他形式出资排除在外。究其原由和效能，法定资本制度下追求的确定、稳定、尽可能不变的价值是否能够安全的保守资本信用的理念？是否能够有效地保证公司对外债务的清偿能力或股权价值的可流性？答案是否定的。教条的资本信用理念从形式上保住了，却被判了实质。首先是现实中有些公司注册股东不用法定出资形式出资，是用人力资本出资或称劳务出资，但是却在登记中记载为股东，这种情况多半是通过协议的方式，将劳务折算为相应的出资额，即授予其价值变通登记注册，这种情形不可取缔并呈上升的趋势。用这两种人身权益出资涉及股权争议时也没有绝对否认出资，虽然我国公司法第24条是采用列举方式规定了出资形式，但是也没有排除列举之外的出资为违法出资。有的法院认为只要作为其他投资人在此股东加入时协议允许，并股东身份被登记入股东名册和工商登记中，就应该承认股东身份赋予了股东权。再有，一些人有一身好的武艺不用出资即可为公司创造价值，其他股东也认为私下规避法律签订协议享受“干股”，无人得知无人得晓，操作得真真切切，法律能奈何。另外，人力出资和股权、债权、信用出资虽有其价值的不确定性，不易于操作，但绝不是烫手山芋，股东出资制度上不可敬而远之，可以策划其出资方式，探寻其评估方法。正因如此笔者认为，我国公司、企业法均应统一的出资形式 ，大胆放宽公司法中的出资形式。
三、完善我国公司出资制度之建议
（一）现阶段不应采用授权资本制
很多的学者提倡适用授权资本制度，观点认为授权资本制度是法律体系发展的方向，我赞同这种观点，但是我认为授权资本制度不易现在就实施。授权资本制度直接实施会带来市场经济相关配套法律的不适应，现行法律一系列规定是针对法定资本制度制定的监督和处罚措施，将资本制度全面的变动将导致制约严重不足，虽然法定资本制度有很多的弊端，但是如果不采用一个过度，会暴露出更加尖锐的问题。具体有这么几个原因：
1、投资人自律性尚不强
由于在授权资本制度下公司设立按照公司章程载明的资本总额进行工商登记，公司即可成立，认足或缴足的资本是公司资本总额的一部分，这里章程所定的是授权资本，不是实缴资本，也不是认缴资本。在授权资本制度下，对于其余部分的股份发行和募集时间如果不在公司章程中加以规定，而是由公司董事会在适当时间决定，并在此制度下不规定首次发行股份占总资本总额的比例，将导致企业对外发布的资本总额与实际资本脱节。授权给董事会随时发行是自觉性遵守的规则，是一项赋权性制度，是商主体一项观念性的变动。在现阶段我认为很难建立主动、积极、适时地增加资本的观念，就会导致预扩大资金投入和扩大经营规模时不以扩大资本额的形式投入，只是变通投入，将资金暂时参与经营周转随即不正常流失。
不让董事会自由选定时间发行，而是限定一定时间发行（类似折中资本制度中许可资本制度），其实本质与我国现在的认缴制差不多，即外商投资企业法和国有产权转让中规定的，认缴全部，分次缴纳。我认为这样的规定在我国现今的法定资本制度下已经很宽松了，在此规定实施时一些外国投资者首次出资后或干脆达不到注册资本的25%，不但依旧享受着减免税待遇，而且余款成了泡影，有些外商投资企业经营不到10年，无人问津，所得税无法追缴，债权人利益无法保护，公司经营发展资金不够，还侵害了境内投资者的利益。所以我认为分期缴纳的风险程度仅次于分次发行，我国在现有的制度下大可不必推行分次发行。如果为了吸引投资，应对所有的公司企业适用一样的待遇，全面实用这种认缴制，但必须规定首次实缴的比例。我看到2004年公司法第二次修改草案中出现，将资本实缴制改为认缴制就是没有采纳授权资本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