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油气田企业增值税问题的补充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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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油气田企业增值税问题的补充通知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油气田企业增值税问题的补充通知
国家税务总局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国家税务局、地方税务局：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油气田企业增值税暂行管理办法》（财税字〔2000〕32号）下发后，运行基本正常，但仍存在一些问题。为规范油气田企业增值税管理，现将有关问题补充通知如下：
一、征收增值税的生产性劳务仅限于油气田企业间相互提供的属于《油气田企业增值税暂行管理办法》（财税字〔2000〕32号）规定的“增值税生产性劳务征税范围注释”目录内的劳务。油气田企业向非油气田企业或非油气田企业向油气田企业提供的生产性劳务不征收增值税，
征收营业税。
存续公司经过持续性重组、改制后不论是控股还是参股仍按油气田企业增值税办法征税。
二、油气田企业向外省、自治区、直辖市其他油气田企业提供生产性劳务，应当在劳务发生地税务机关办理税务登记或注册税务登记。在劳务发生地设立分（子）公司的，应当申请办理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认定手续，经劳务发生地税务机关认定为一般纳税人后，按照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的
计算方法在劳务发生地计算缴纳增值税。
油气田企业在劳务发生地未设立分（子）公司但提供生产性劳务的，在劳务发生地按6％的预征率计算缴纳增值税，按预征率预缴的税款可在油气田企业的应纳增值税中抵减。
子公司是指具有企业法人资格，实行独立核算的企业；分公司是指不具有企业法人资格，但领取了工商营业执照的企业。
三、油气田企业将承包属于生产性劳务的工程转包、分包给油气田企业或其他企业，应当就其总承包额计算缴纳增值税。非油气田企业将承包的属于生产性劳务的工程转包、分包给油气田企业或其他企业，其工程收入不缴纳增值税，应当按营业税的有关规定缴纳营业税。
四、油气田企业间提供的生产性劳务和非生产性劳务应当分别核算销售额，不能分别核算或不能准确核算的应一并缴纳增值税。
五、过渡期的征税问题
（一）油气田企业间提供的生产性劳务，在2000年1月1日前施工，2000年1月1日后完工的，应当按照其结算时间确定征税税种。对2000年1月1日前结算的生产性劳务收入如属于营业税征收范围的缴纳营业税。对2000年1月1日后结算的缴纳增值税。
（二）油气田企业在重组、改制前购进货物，但未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应当在办理新营业执照后3个月内取得，经主管税务机关审核后准予抵扣。未按照规定时间取得的，原则上不再予以抵扣。
六、本补充通知自2000年1月1日起执行，本通知公布前已执行的办法与本通知不符的，不再进行调整。
2000年11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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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 护 词
（一审程序）
指控罪名：聚众斗殴
公诉机关：
委托人：
辩护人：张生贵 北京市天依律师事务所律师
庭审时间：2012年11月15日
庭审地点：法院刑事审判法庭
审判长、审判员、书记员：
依据《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五条规定，北京市天依律师事务所接受亲属的委托，征得被告本人同意，由本律师担任第一审程序被告人的辩护人，参加今天的庭审，经过阅卷和会见，辩护人对公诉人指控构成聚众斗殴罪的起诉提出异议，公诉书指控的罪名不能成立，从犯罪构成的角度，不足以认定构成聚众斗殴罪，主要理由和辩护意见如下，请予参考：
无罪辩护要点
理清案件本质特征；明确罪名划分界限；遵循司法解释意见；
正视同样案情不同样对待的错误；提供北京高检关于类案不构成聚罪的法理参照。
辩护路径：由“案”头到“人”头，先整体后具体。
第一：从全案分析
1、聚众斗殴罪”的构成要件及法律特征与本案反映出的主观动机与本质特征明显不一致：
“聚众斗殴”犯罪的构成要件：客体要件指向公共秩序，本质特征：行为人用聚众斗殴行为向社会挑战，形成对整个公共秩序的严重威胁，侵犯的是不特定的人或者不特定的公私财物。客观方面表现为纠集多人结伙殴斗。主观上具有公然藐视社会公德和国家法纪的心理状态。主观方面法律特征是：行为人出于争霸或者其他不正当目的而成伙结帮地殴斗。
结合法理特征对照本案：全案证据证实情况是，事件起因于之前的5月13日，相对一方的人驾车堵住受害方歌厅大门阻止正常经营，受害方服务员报案后，派出所到场劝退相对一方的人，5月14日相对一方的人（以伤者为首）再次来到受害方歌厅闹事，被门口值班的门卫认出，用对讲机通知楼上的人员说：昨晚闹事的人又来了，让防着点。由此可见，受害方的服务员主观上是为了防范相对一方的人捣乱，各自分头有所准备，各自的主观动机均处于防范，没有组织指挥者，也不是为达到争强好斗、流氓活动的目的，主观心理上与聚众斗殴罪有本质区别。
最高院司法指导意见强调，对民事纠纷引起的殴斗不能升格为聚众斗殴：
本案是因相对一方的员工张某到受害方歌厅工作，引起相对一方的不满，相对一方的人员三番五次来到受害方挑事，过错明显在相对一方一方。虽然本案的发生具备“参加人员超过三人、持有械具、有受伤人员”三个外观现象，似乎与聚众斗殴的特征重合，这也是公诉方提出指控的主要理由所在，但是依据刑法犯罪构成要件判断，结合案发起因综合分析，起诉书的错误在于客观归罪。
最高院司法解释对聚众斗殴的定性做出了两个明确的界限区分：一是“聚众斗殴罪”与“因民事纠纷”互相斗殴或者结伙械斗的界限，民事纠纷引起的殴斗，行为人不具有流氓犯罪的动机，不是流氓活动，因民事纠纷发生的互相斗殴或械斗中犯故意伤害罪(包括轻伤)，构成轻伤就认定共同伤害罪。二是“聚众斗殴罪中的伤害行为”与“其他故意伤害罪中的伤害行为”界限：二者区别的根本标志在于犯罪动机。聚众斗殴中的伤害行为显著特点：伤害行为表现为称王称霸，充英雄好汉而惹事生非，与对方争个高低，为争夺"势力范围"而伤人的，才能定为聚众斗殴中的伤人行为。而其他故意伤害罪中的伤害行为具有明确的伤害对象，如果是临时起意伤害对方也往往是因为发生纠纷的原因和过错明显在对方一边，这种情况表现为双方有纠纷，责任不易分清。据此，最高院司法解释对于因民事经济纠纷等原因引起的殴斗，明确规定按照结果论处，造成伤害的只能按共同伤害处理，如此规定正是准确考查了行为人犯罪动机的不同。
“聚众斗殴罪”从七九刑法一百六十条规定的“流氓罪”分离出来，虽然罪名有所更新，但两者具有沿革、承继关系，决定了对聚众斗殴罪本质特征的理解必然沿袭流氓罪的解释内容，成立聚众斗殴罪，要求具有无视公共秩序等流氓动机，聚众斗殴者在主观动机方面是为了证明自己的能力和胆量等。
依据《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当前办理流氓案件中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答》流氓罪属于妨害公共管理秩序罪。最高法、最高检关于“怎样区分流氓罪和与其相近似的其他犯罪的界限？”强调，因民事纠纷而互相斗殴甚至结伙械斗，不应按流氓罪处理。其中犯故意伤害罪（包括轻伤、重伤）或故意毁坏公私财物等罪的，是什么罪就定什么罪。《关于怎样认定和处理流氓集团的意见》第三部分 认定流氓集团应当注意区分的界限（四）群众之间因某些纠纷而引起多人互殴的，不构成流氓罪。
司法实践表明，聚众斗殴行为是两方共同构成，单方不能构成聚众斗殴罪：
从主观上判断，双方都应该具有斗殴的故意，因为就“斗殴”一词的本意来说，是一种双向性的主动攻击行为，因此，任何一种单向的主动攻击行为都不能被称之为“斗殴”，更不能成立聚众斗殴罪。一方聚众攻击无斗殴故意的另一方，由此造成被害人伤害的，属于共同故意伤害，没有造成伤害后果的，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给予行政处罚。
中国检察出版社2011年8月份出版的侦查监督业务指导从书第8个案例，选的是北京高检对类似本案的聚众斗殴罪的法理分析，认为不构成聚众斗殴罪，依据刑事司法实践，对于相同或类似的案件，在法理上不能作出过于悬殊的认定，否则就是罪刑不相当。
4、侦查环节及起诉程序存在一降格一升格不公正对待的错误：
从刑事侦查手续卷发现，无争议的基本事实是，相对方伤者电话召集刘洪光、苏泳齐到受害方闹事，刘某和苏某持有械具，侦查机关对李某定性为聚众斗殴，但起诉时降格为寻滋。对方的行为在客观上“同样是多人、同样持械、同样致人伤害”，而且对方的行为更为严重，头天晚上警方制止过，第二天晚上接着行动，造成五人轻微伤的后果，依据“聚众斗殴罪”的本质特征，根据聚众斗殴罪“同罪同罚”原则，必须同等追究，公诉方反而把受害的一方提格定性，同样的情况作不同样的对待，把主动到别人营业场所滋事，对矛盾的引起有主要过错者降格处理，于法于理不通。
依照最高院司法解释规定，根据个案情况，将相对方作了降格处理，同样要给予另一方降格处理，达到罪格等同，不能仅仅因为李某受轻伤就降格（依照法律规定，受伤情节改变不了其所起的纠集、挑事的首要地位或作用）。不综合全案证据、不正视李某所起的纠集、结伙、挑事作用的客观事实的情况下，作出罪格不同的定性，不符合法律规定。
既不能把仅仅符合轻罪构成的行为认定为重罪，也不能把没有齐备犯罪构成要件的行为，仅仅因为与某个法条所规定的个别显著特征相符合就机械套用该法条，简单地认定为犯罪。
第二、主观上、行为上不构成聚众斗殴罪
1、无证据证明是首要分子，既没有“聚众”的主观故意，也不存在“组织、策划、指挥”的行为，起诉书将列为首要分子，属于错误指控：
认定犯罪事实，必须以证据为根据，坚持证据裁判原则，一切都要靠证据说话，没有证据不得认定犯罪，存疑证据不能采信，只有这样才能确保认定的事实证据确实、充分。《刑法》第二百九十二条规定，构成聚众斗殴罪必须具有聚众和斗殴两个实行行为，本案被告人既不存在“聚众”行为，更不存在“斗殴”行为，指控不能成立。起诉书查明部分所述“被告人因琐事与伤者发生矛盾”的提法缺乏根据，与全案客观事实明显不符，应予纠正。
本案被告人供述，自始致终没有授意行为，起诉指控为首要分子，缺乏组织、指挥领导聚众斗殴的证据。在主观上没有与对方争高低的动机，没有通谋其他人参与，更没有参加斗殴。
案件发生的时点，在自己的办公室采取顶门措施，防范相对一方人员持械滋事者攻击，完全是为了维护本方的利益和安全，全案证据显示，被告人及其供职的歌厅实际上是受害方。
关于聚众斗殴罪的刑法理论规定，明知自己的行为会扰乱公共秩序，希望这种结果发生的心理态度。被告人在主观上不存在故意扰乱公共秩序的明知或希望的主观动机。公诉方在确定指控首要对象时过于简单轻率，被告人不是受害方歌厅的业主，不具有组织指挥的权力，认识因素上，无法认识到又是聚众又是斗殴；意志因素上，也没有希望或放任危害公共秩序结果的发生。
没有对任何人授意要对来人进行殴打，起诉书关于“授意”的认定缺乏证据，是先入为主，在缺乏证据支持情况下的主观推断，过早地把嫌疑对象定格为犯罪，背离证据客观性全面性要求，不符合刑事案件证据裁判原则。
犯罪的认定离不开犯罪构成要件及构成要素的审查，犯罪的主观方面这一要件同样要有证据支持，刑事司法实践当中对主观方面的证据审查有明确的指导，主观方面是犯罪主体对所实施的犯罪行为及其危害结果的心里态度，犯罪主观方面是犯罪成立的主观基础，根据“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强调对于犯罪的认定不仅需要掌握客观行为的证据，还需要通过证据材料证明主观罪过，防止客观归罪。
五月十五日案发时，受害方歌厅，同一时间有两个现场，同在四楼，有两处事件，一个在大厅，其他与李某对峙，另一个现场在歌厅办公室门口，相对一方的人持械打砸办公室门窗，在室内用凳子顶住房门自卫，根本没有组织、策划、指挥的任何机会和条件。
2、指控构成聚众斗殴犯罪，主观上及行为上均缺乏证据支持：
界定犯罪行为的性质，需要依托现有证据仔细研判，指控本罪时，检方没有依照刑法关于犯罪构成要件的规定，单凭三人以上就归入“聚众”，看到“持械”就纳入加重后果，没有重视研究全案客观事实，这是最常见也是最有害的认识误区，是客观归罪的具体表现，请法庭慎重审查。
通过其他人供述得知，得到门口值班员门卫对讲机告诉相对一方的人进店的信息后，每个人自发形成防卫意识。自始至终没有言语指示，自己也采取防范措施，无法预知瞬间在楼道外面发生的打斗。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刑法中若干问题的初步经验总结》四、关于共同犯罪的问题（一）什么是共同犯罪，刑法第二十二条（修订后二十五条）规定，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在审判实践中，认定共同犯罪的条件是：共同犯罪人在主观上具有共同犯罪的故意，在客观上具有共同犯罪的行为。起诉书指控授意这一环节没有证据，其他人的供述也没有表明是受到被告人的授意而聚众斗殴，共同故意犯罪的证据链条不能成立。
如果能查清殴打李某致左腿腓骨轻伤的具体人员的，只对加害人定罪处罚，防止将共同伤害行为简单升格为聚众斗殴行为。
综上，请求法庭严格掌握聚众斗殴行为的定罪标准，防止客观归罪，使无罪的人受到刑事追究。
辩护人：张生贵 北京市天依律师事务所律师
马忠法 复旦大学法学院 副教授 , 王高平 复旦大学法学院
关键词: 驰名商标/虚假诉讼/认定
内容提要: 驰名商标并不是一般商标分类中的一种，其制度设立的最初目的是为了解决以申请在先原则确定商标权归属的注册制度可能造成的实质性不公。然而，因对驰名商标认识的偏差和政府不当的政策导向等因素的作用，一些人不惜通过制造案件、进行虚假诉讼来获得驰名商标的认定。这不仅浪费司法资源，而且也扰乱了整个商标制度的社会功效，对中国自主创新和自主品牌战略的顺利实施形成很大障碍。“康王”驰名商标纠纷案就是这方面的典型案例。为了规制虚假诉讼，法院应坚持正确的认定原则，统一认定标准，同时纠正人们在驰名商标认识方面的偏差，以使驰名商标回归常态。
在社会上引起巨大反响的“康王”商标纠纷案，引发人们关于驰名商标的热议以及对司法认定驰名商标的思考。“康王”商标纠纷案的基本案情是：2006年，汕头市康王精细化工实业有限公司状告安徽泾县慈坑村中村组村民李朝芳，提出后者以商业使用为目的，在网络上注册“中国康王”、www.kanwan.com.cn网络域名，对自己的“康王kanwan”商标构成侵权，请求判决汕头公司的“康王kanwan”商标为驰名商标。2006年8月4日，宣城中院判决汕头公司胜诉，认定汕头公司持有的“康王kanwan”商标为驰名商标，同时还认定原告在诉求中没有要求的另两件注册商标——“Kanwan”（注册号为第3125775号）、“康王KANWANG”（注册号为第1172124号）——也为驰名商标。对这一判决，作为利害关系人的云南滇虹药业表示不服向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了民事再审申请。安徽高院调查发现，导致汕头公司获得一枚驰名商标的所谓的李朝芳网上侵权事件，竟是由原告汕头公司自己一手炮制的。以李朝芳名义注册的两个域名“中国康王”、“www.kanwan.com.cn”是由原汕头公司代理律师以不正当方式得到李朝芳的身份证复印件然后找人注册而成的。李朝芳本人自始至终未参与整个案件的审理活动，甚至根本没有收到过宣城中院所发的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判决书。随后，安徽省高院责令宣城中院重审此案。宣城中院最终裁定：撤销汕头康王公司的驰名商标“康王kanwan”等。
该案引出的问题是：为何有人为了获取驰名商标而不惜违法弄虚作假？我国有无驰名商标司法认定的相关法律制度？我们在法律制度上是否给这些不法之徒留下了可乘之机？如果是，有无针对这种危害他人利益、造成市场紊乱的行为给予制裁的机会？本文基于康王案例意图对这些问题进行探讨，以期对我国的驰名商标司法认定制度的完善能有所裨益。
一、驰名商标司法认定的由来及其现状
（一）驰名商标司法认定之由来
对于驰名商标的认定，我国1982年《商标法》及1988年《商标法实施细则》都没有规定。1994之后，随着成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及作为乌拉圭回合谈判一揽子协议之一的《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的通过和中国入世步伐的加快，经国务院批准，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在1995年第三次修订《商标法实施细则》时，使用了与“驰名商标”相近的“为公众熟知的商标”一词。如它规定，“违反诚实信用原则，以复制、模仿、翻译等方式，将他人已为公众熟知的商标进行注册的”，属于《商标法》规定的“以欺骗手段或其他不正当手段取得注册的行为”，权利人可以“请求商标评审委员会裁定撤销该注册商标”。（注：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实施细则（第三次修正）》（1995）第25条。）紧随其后，1996年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布了《驰名商标认定和管理暂行规定》这一部门规章，对“驰名商标”做了解释并规定其认定和管理方面的事宜。但上述做法仅停留在行政法规与规章层面，实现重大突破的是2001年中国入世前修改的《商标法》，它以法律层级较高的立法形式确认了“驰名商标”的地位。它规定不仅“就相同或类似商品申请注册的商标是复制、摹仿或翻译他人未在中国注册的驰名商标，容易导致混淆的”，不予注册并禁止使用；还就“就不相同或不相类似的商品申请注册的商标是复制、摹仿或翻译他人已经在中国注册的驰名商标，误导公众，致使该驰名商标注册人的利益可能受到损害的”，也不予注册并禁止使用。（注：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2001）第13条。）同时，它还列举了认定驰名商标应考虑的因素：（一）相关公众对该商标的知晓程度；（二）该商标使用的持续时间；（三）该商标的任何宣传工作的持续时间、程度和地理范围；（四）该商标作为驰名商标受保护的记录；（五）该商标驰名的其他因素。（注：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2001）第14条。）至此，我们在立法上有了认定驰名商标的依据。但是，它也留下了争议，即没有明确规定认定驰名商标的机构；这为驰名商标认定的法律实践留下了弹性空间。
根据行政法规和规章，行政认定具备合法性；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司法认定也具备正当性。2001年7月17日，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域名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法院审理域名纠纷案件，根据当事人的请求以及案件的具体情况，可以对涉及的注册商标是否驰名依法做出认定”。（注：《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域名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条。）该条确认了法院具有审查认定驰名商标的职能。2002年10月12日，最高人民法院又颁布《关于审理商标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认定驰名商标的法院（中级以上人民法院）、标准、效力以及对驰名商标侵权行为法律责任的追究等进行进一步明确规定，秉承了国际通行的“个案认定、被动保护”的原则，从而确立了人民法院对驰名商标进行司法保护的审判机制。故在实践中我们形成了行政认定和司法认定双轨制。本文主要针对近年来司法认定中给市场经济带来消极影响和不正当竞争的、较为泛滥的虚假诉讼进行讨论。
（二）驰名商标司法认定中的虚假诉讼之现状
从2001年至今，司法认定驰名商标走过了近十年的历程，具有审理权限的各中级人民法院通过认定驰名商标，保护了驰名商标权利人的合法权益。但司法认定驰名商标过程中暴露出来的问题更应引起我们的重视：一是驰名商标的认定中司法认定的驰名商标所占的比例大，数量增长迅速。全国现共有驰名商标2600多个，（注：中国驰名商标网：www.21sb.com.）其中由各级人民法院认定的驰名商标300多个，而且主要集中在近3年。以地方为例，无锡现有的47个中国驰名商标中，有37个是由各地法院认定的。山东某县级市驰名商标与注册商标的比率竟高达1%；浙江金华市一年便新添司法认定驰名商标54件，这一数量是该市历年取得驰名商标的3倍；二是认定的法院大多是边远地区的法院。通过判决认定浙江数百家驰名商标的法院，80%以上集中在中西部，通过浙江本省法院系统做出认定的，凤毛麟角。（注：搜狐新闻：《驰名商标近年泛滥成灾浙江全省皆“驰名”》，2009年10月7日登录。）
浙江绍兴市两年来新增司法认定驰名商标59件，主要认定法院既非其本土也非北京、上海、广东等国内知识产权保护较好的省市，而多半来自内蒙古、江西、陕西等经济相对不够发达的地区。三是法院认定的驰名商标，不少连本地人都没有听说过。[1]现在一些企业在追求驰名商标认定时所期望的目标不是为了解决商标侵权、不正当竞争等争议，而是为了获得荣誉称号、广告资源、物质奖励，政策优惠等目的。[2]所以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在这种思想的指引下，有些人便企图通过制造案件进行虚假诉讼以达到司法认驰的目的。在康王案件中，汕头康王通过状告安徽泾县慈坑村中村组村民李朝芳注册“中国康王”等网络域名对其“康王kanwan”商标构成侵权，向法院起诉。在重审法庭上，大量证据证明，这起所谓的侵权案乃是汕头康王一手制造的：从假案情、假被告再到假代理人。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史翠英”案件中。2007年年底，山西运城中院认定“史翠英”为驰名商标，曾引发轩然大波。因为宁波史翠英公司年纳税只有几十万元，有人找到该官司的被告、史翠英公司的侵权人，发现被告对案情一问三不知。
2008年12月15日，浙江省高院向社会公布了全国首个针对虚假诉讼的规范性文件——《关于在民事审判中防范和查处虚假诉讼案件的若干意见》。涉及驰名商标认定的案件，被列为可能产生虚假诉讼的典型之一。打开电脑在百度上输入关键字“驰名商标虚假诉讼”，立即会出现837，000个结果。 二、驰名商标虚假诉讼的成因
（一）“虚假诉讼”的界定及其危害
诉讼应当具有“合法利益”理论已为当前各国所普遍采用，“无利益即无诉权”已发展成为一项诉讼原则，即指法律权利只有受到侵犯才允许起诉。[3]因此，正当诉权应当是针对权利是否受到了真正的而非虚构、故意制造的侵害提起，否则，属权利滥用。
虚假诉讼是指当事人出于不正当的动机，通过虚构事实、伪造证据等手段，滥用法律赋予的诉讼权利，以达到获得不正当利益的目的。其“虚假”之处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纠纷事实的虚假，即本来不存在纠纷，通过人为制造纠纷的方式引起启动诉讼程序，以期借助司法之手达到获取不正当利益的目的；二是诉讼进行中的虚假调解。而司法认定驰名商标中的虚假诉讼，通常都有一个固定模式：即先由某偏远地区一神秘人士注册某企业核心词的名称，然后某企业将其起诉至该地区法院，法院随即下达判决书，认定该神秘人士侵犯了该企业的商标所有权，并认定该商标为驰名商标。
虚假诉讼的行为人意图通过诉讼的形式获得驰名商标的认定，一种结果是通过虚假诉讼，但最终没有获得认定；另一种情况是，通过诉讼，最终获得了认定。在后一种情况下，那些本来就不该被认定的商标获得了驰名商标认定后，其身价必然倍增，消费者在购买这些商标所依附的商品或者享受其服务时就要付出更多的费用，这对消费者来说当然是不公平的。而且这些通过虚假诉讼获得的驰名商标也扰乱了驰名商标正常使用和形成的市场环境，将对中国的自主创新和自主品牌战略的顺利实施形成很大的障碍。[4]因为自主创新的结果往往体现在自主品牌中，而自主品牌要打造成一个强势的国家或国际品牌，就必须扎扎实实地作出长期艰苦的努力。在驰名商标认定上投机取巧，在品牌宣传上弄虚作假，从长远看无疑是品牌打造过程中的自杀性行为。
从诉讼理论的角度看，虚假诉讼背离了民事诉权所具有的救济合法权益的正当功能。当事人非法行使民事诉权或利用民事诉权，其意图往往是以合法的形式获取非法利益。如果对非法行使民事诉权不予规制，那么不仅背离了“任何人都不应从不当行为中获利”的原则，而且法庭将会沦为实施非法行为并从中获利的场所，从而产生法律和司法的信任危机。同时，虚假诉讼行为也浪费国家的审判资源。在审判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审判资源这一公共资源因非法行使诉权而被非法占用，实际上侵占和剥夺了他人合法行使民事诉权或民事诉讼的权利和机会。[5]347无论是虚假诉讼行为本身还是这一行为可能“运作”出的所谓的驰名商标，对社会都是一种极大的危害，所以对其进行规制意义重大。
（二）驰名商标虚假诉讼的成因
1.诚信缺失
民事诉讼本是保护权益的手段，但一些人企图借助这一合法的外衣，牟取不正当利益。社会诚信缺失是虚假诉讼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6]66诚信是人们在社会活动与经济交往中所必须遵循的最基本的行为准则之一，是一个社会正常运行的重要基础。我国社会正经历着由传统的乡土社会向现代陌生人社会的转型。[7]在传统社会当中，礼义廉耻在人际交往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陌生人社会应当是以诚实信任为基础的社会。但在我国目前的这样一个特殊的时期，原先的人际交往关系准则在陌生人社会中几乎已经失效，新的交往准则尚未完全建立。在民事活动中有违诚信的行为会时常发生。缺乏诚信，主体自私的本性便会暴露出来，即以自我为中心、为达目的不顾及这种行为给他人及整个社会所带来的危害。
2.利益驱动
久经市场使用的商标，可以脱离它所标记的商品或服务，有其独立的市场价格。而一些驰名商标，如可口可乐，动辄可以卖出数百亿元的市场价格。同时现代企业在经营管理过程中，已经普遍意识到，知识产权并不是一种单纯的法律权利，而更多的是一种竞争工具和营销策略。一旦某商标被认定为驰名商标，则使用该商标的商品或服务价值骤增，商标本身作为无形资产评估的价值相比于认定前也会成数十倍、上百倍增长，驰名商标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企业实现商业目的、扩展商业利益的法律筹码。[8]而作为市场竞争主体的企业，是以利润最大化为其目标的，既然驰名商标有着如此巨大的潜力，对企业来说自然具有很大的吸引力。
地方政府往往从政绩考虑，对拥有驰名商标的企业给予高额奖励，并在税收方面予以照顾。浙江永康曾出台《关于促进工业经济发展的若干奖励政策》，对辖区获得中国名牌、中国驰名商标的企业一次性给予l00万元奖励。（注：如吉林省为荣获“中国驰名商标”的吉林省白山市喜丰塑业有限公司颁奖100万元；安徽省发文规定，符合文件中“国家认可”的驰名商标，可以给予30万元奖励等。一些城市如安徽省阜阳市、福建省福州市、湖北省武汉市和浙江省瑞安市也都纷纷出台鼓励政策，重奖获得“认驰”的企业。中国经济周刊2007年7月2日报道。）有关政府部门将驰名商标认定数作为政绩指标，更助长了企业认定驰名商标的积极性。
（一审程序）
指控罪名：聚众斗殴
公诉机关：
委托人：
辩护人：张生贵 北京市天依律师事务所律师
庭审时间：2012年11月15日
庭审地点：法院刑事审判法庭
审判长、审判员、书记员：
依据《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五条规定，北京市天依律师事务所接受亲属的委托，征得被告本人同意，由本律师担任第一审程序被告人的辩护人，参加今天的庭审，经过阅卷和会见，辩护人对公诉人指控构成聚众斗殴罪的起诉提出异议，公诉书指控的罪名不能成立，从犯罪构成的角度，不足以认定构成聚众斗殴罪，主要理由和辩护意见如下，请予参考：
无罪辩护要点
理清案件本质特征；明确罪名划分界限；遵循司法解释意见；
正视同样案情不同样对待的错误；提供北京高检关于类案不构成聚罪的法理参照。
辩护路径：由“案”头到“人”头，先整体后具体。
第一：从全案分析
1、聚众斗殴罪”的构成要件及法律特征与本案反映出的主观动机与本质特征明显不一致：
“聚众斗殴”犯罪的构成要件：客体要件指向公共秩序，本质特征：行为人用聚众斗殴行为向社会挑战，形成对整个公共秩序的严重威胁，侵犯的是不特定的人或者不特定的公私财物。客观方面表现为纠集多人结伙殴斗。主观上具有公然藐视社会公德和国家法纪的心理状态。主观方面法律特征是：行为人出于争霸或者其他不正当目的而成伙结帮地殴斗。
结合法理特征对照本案：全案证据证实情况是，事件起因于之前的5月13日，相对一方的人驾车堵住受害方歌厅大门阻止正常经营，受害方服务员报案后，派出所到场劝退相对一方的人，5月14日相对一方的人（以伤者为首）再次来到受害方歌厅闹事，被门口值班的门卫认出，用对讲机通知楼上的人员说：昨晚闹事的人又来了，让防着点。由此可见，受害方的服务员主观上是为了防范相对一方的人捣乱，各自分头有所准备，各自的主观动机均处于防范，没有组织指挥者，也不是为达到争强好斗、流氓活动的目的，主观心理上与聚众斗殴罪有本质区别。
最高院司法指导意见强调，对民事纠纷引起的殴斗不能升格为聚众斗殴：
本案是因相对一方的员工张某到受害方歌厅工作，引起相对一方的不满，相对一方的人员三番五次来到受害方挑事，过错明显在相对一方一方。虽然本案的发生具备“参加人员超过三人、持有械具、有受伤人员”三个外观现象，似乎与聚众斗殴的特征重合，这也是公诉方提出指控的主要理由所在，但是依据刑法犯罪构成要件判断，结合案发起因综合分析，起诉书的错误在于客观归罪。
最高院司法解释对聚众斗殴的定性做出了两个明确的界限区分：一是“聚众斗殴罪”与“因民事纠纷”互相斗殴或者结伙械斗的界限，民事纠纷引起的殴斗，行为人不具有流氓犯罪的动机，不是流氓活动，因民事纠纷发生的互相斗殴或械斗中犯故意伤害罪(包括轻伤)，构成轻伤就认定共同伤害罪。二是“聚众斗殴罪中的伤害行为”与“其他故意伤害罪中的伤害行为”界限：二者区别的根本标志在于犯罪动机。聚众斗殴中的伤害行为显著特点：伤害行为表现为称王称霸，充英雄好汉而惹事生非，与对方争个高低，为争夺"势力范围"而伤人的，才能定为聚众斗殴中的伤人行为。而其他故意伤害罪中的伤害行为具有明确的伤害对象，如果是临时起意伤害对方也往往是因为发生纠纷的原因和过错明显在对方一边，这种情况表现为双方有纠纷，责任不易分清。据此，最高院司法解释对于因民事经济纠纷等原因引起的殴斗，明确规定按照结果论处，造成伤害的只能按共同伤害处理，如此规定正是准确考查了行为人犯罪动机的不同。
“聚众斗殴罪”从七九刑法一百六十条规定的“流氓罪”分离出来，虽然罪名有所更新，但两者具有沿革、承继关系，决定了对聚众斗殴罪本质特征的理解必然沿袭流氓罪的解释内容，成立聚众斗殴罪，要求具有无视公共秩序等流氓动机，聚众斗殴者在主观动机方面是为了证明自己的能力和胆量等。
依据《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当前办理流氓案件中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答》流氓罪属于妨害公共管理秩序罪。最高法、最高检关于“怎样区分流氓罪和与其相近似的其他犯罪的界限？”强调，因民事纠纷而互相斗殴甚至结伙械斗，不应按流氓罪处理。其中犯故意伤害罪（包括轻伤、重伤）或故意毁坏公私财物等罪的，是什么罪就定什么罪。《关于怎样认定和处理流氓集团的意见》第三部分 认定流氓集团应当注意区分的界限（四）群众之间因某些纠纷而引起多人互殴的，不构成流氓罪。
司法实践表明，聚众斗殴行为是两方共同构成，单方不能构成聚众斗殴罪：
从主观上判断，双方都应该具有斗殴的故意，因为就“斗殴”一词的本意来说，是一种双向性的主动攻击行为，因此，任何一种单向的主动攻击行为都不能被称之为“斗殴”，更不能成立聚众斗殴罪。一方聚众攻击无斗殴故意的另一方，由此造成被害人伤害的，属于共同故意伤害，没有造成伤害后果的，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给予行政处罚。
中国检察出版社2011年8月份出版的侦查监督业务指导从书第8个案例，选的是北京高检对类似本案的聚众斗殴罪的法理分析，认为不构成聚众斗殴罪，依据刑事司法实践，对于相同或类似的案件，在法理上不能作出过于悬殊的认定，否则就是罪刑不相当。
4、侦查环节及起诉程序存在一降格一升格不公正对待的错误：
从刑事侦查手续卷发现，无争议的基本事实是，相对方伤者电话召集刘洪光、苏泳齐到受害方闹事，刘某和苏某持有械具，侦查机关对李某定性为聚众斗殴，但起诉时降格为寻滋。对方的行为在客观上“同样是多人、同样持械、同样致人伤害”，而且对方的行为更为严重，头天晚上警方制止过，第二天晚上接着行动，造成五人轻微伤的后果，依据“聚众斗殴罪”的本质特征，根据聚众斗殴罪“同罪同罚”原则，必须同等追究，公诉方反而把受害的一方提格定性，同样的情况作不同样的对待，把主动到别人营业场所滋事，对矛盾的引起有主要过错者降格处理，于法于理不通。
依照最高院司法解释规定，根据个案情况，将相对方作了降格处理，同样要给予另一方降格处理，达到罪格等同，不能仅仅因为李某受轻伤就降格（依照法律规定，受伤情节改变不了其所起的纠集、挑事的首要地位或作用）。不综合全案证据、不正视李某所起的纠集、结伙、挑事作用的客观事实的情况下，作出罪格不同的定性，不符合法律规定。
既不能把仅仅符合轻罪构成的行为认定为重罪，也不能把没有齐备犯罪构成要件的行为，仅仅因为与某个法条所规定的个别显著特征相符合就机械套用该法条，简单地认定为犯罪。
第二、主观上、行为上不构成聚众斗殴罪
1、无证据证明是首要分子，既没有“聚众”的主观故意，也不存在“组织、策划、指挥”的行为，起诉书将列为首要分子，属于错误指控：
认定犯罪事实，必须以证据为根据，坚持证据裁判原则，一切都要靠证据说话，没有证据不得认定犯罪，存疑证据不能采信，只有这样才能确保认定的事实证据确实、充分。《刑法》第二百九十二条规定，构成聚众斗殴罪必须具有聚众和斗殴两个实行行为，本案被告人既不存在“聚众”行为，更不存在“斗殴”行为，指控不能成立。起诉书查明部分所述“被告人因琐事与伤者发生矛盾”的提法缺乏根据，与全案客观事实明显不符，应予纠正。
本案被告人供述，自始致终没有授意行为，起诉指控为首要分子，缺乏组织、指挥领导聚众斗殴的证据。在主观上没有与对方争高低的动机，没有通谋其他人参与，更没有参加斗殴。
案件发生的时点，在自己的办公室采取顶门措施，防范相对一方人员持械滋事者攻击，完全是为了维护本方的利益和安全，全案证据显示，被告人及其供职的歌厅实际上是受害方。
关于聚众斗殴罪的刑法理论规定，明知自己的行为会扰乱公共秩序，希望这种结果发生的心理态度。被告人在主观上不存在故意扰乱公共秩序的明知或希望的主观动机。公诉方在确定指控首要对象时过于简单轻率，被告人不是受害方歌厅的业主，不具有组织指挥的权力，认识因素上，无法认识到又是聚众又是斗殴；意志因素上，也没有希望或放任危害公共秩序结果的发生。
没有对任何人授意要对来人进行殴打，起诉书关于“授意”的认定缺乏证据，是先入为主，在缺乏证据支持情况下的主观推断，过早地把嫌疑对象定格为犯罪，背离证据客观性全面性要求，不符合刑事案件证据裁判原则。
犯罪的认定离不开犯罪构成要件及构成要素的审查，犯罪的主观方面这一要件同样要有证据支持，刑事司法实践当中对主观方面的证据审查有明确的指导，主观方面是犯罪主体对所实施的犯罪行为及其危害结果的心里态度，犯罪主观方面是犯罪成立的主观基础，根据“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强调对于犯罪的认定不仅需要掌握客观行为的证据，还需要通过证据材料证明主观罪过，防止客观归罪。
五月十五日案发时，受害方歌厅，同一时间有两个现场，同在四楼，有两处事件，一个在大厅，其他与李某对峙，另一个现场在歌厅办公室门口，相对一方的人持械打砸办公室门窗，在室内用凳子顶住房门自卫，根本没有组织、策划、指挥的任何机会和条件。
2、指控构成聚众斗殴犯罪，主观上及行为上均缺乏证据支持：
界定犯罪行为的性质，需要依托现有证据仔细研判，指控本罪时，检方没有依照刑法关于犯罪构成要件的规定，单凭三人以上就归入“聚众”，看到“持械”就纳入加重后果，没有重视研究全案客观事实，这是最常见也是最有害的认识误区，是客观归罪的具体表现，请法庭慎重审查。
通过其他人供述得知，得到门口值班员门卫对讲机告诉相对一方的人进店的信息后，每个人自发形成防卫意识。自始至终没有言语指示，自己也采取防范措施，无法预知瞬间在楼道外面发生的打斗。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刑法中若干问题的初步经验总结》四、关于共同犯罪的问题（一）什么是共同犯罪，刑法第二十二条（修订后二十五条）规定，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在审判实践中，认定共同犯罪的条件是：共同犯罪人在主观上具有共同犯罪的故意，在客观上具有共同犯罪的行为。起诉书指控授意这一环节没有证据，其他人的供述也没有表明是受到被告人的授意而聚众斗殴，共同故意犯罪的证据链条不能成立。
如果能查清殴打李某致左腿腓骨轻伤的具体人员的，只对加害人定罪处罚，防止将共同伤害行为简单升格为聚众斗殴行为。
综上，请求法庭严格掌握聚众斗殴行为的定罪标准，防止客观归罪，使无罪的人受到刑事追究。
辩护人：张生贵 北京市天依律师事务所律师
马忠法 复旦大学法学院 副教授 , 王高平 复旦大学法学院
关键词: 驰名商标/虚假诉讼/认定
内容提要: 驰名商标并不是一般商标分类中的一种，其制度设立的最初目的是为了解决以申请在先原则确定商标权归属的注册制度可能造成的实质性不公。然而，因对驰名商标认识的偏差和政府不当的政策导向等因素的作用，一些人不惜通过制造案件、进行虚假诉讼来获得驰名商标的认定。这不仅浪费司法资源，而且也扰乱了整个商标制度的社会功效，对中国自主创新和自主品牌战略的顺利实施形成很大障碍。“康王”驰名商标纠纷案就是这方面的典型案例。为了规制虚假诉讼，法院应坚持正确的认定原则，统一认定标准，同时纠正人们在驰名商标认识方面的偏差，以使驰名商标回归常态。
在社会上引起巨大反响的“康王”商标纠纷案，引发人们关于驰名商标的热议以及对司法认定驰名商标的思考。“康王”商标纠纷案的基本案情是：2006年，汕头市康王精细化工实业有限公司状告安徽泾县慈坑村中村组村民李朝芳，提出后者以商业使用为目的，在网络上注册“中国康王”、www.kanwan.com.cn网络域名，对自己的“康王kanwan”商标构成侵权，请求判决汕头公司的“康王kanwan”商标为驰名商标。2006年8月4日，宣城中院判决汕头公司胜诉，认定汕头公司持有的“康王kanwan”商标为驰名商标，同时还认定原告在诉求中没有要求的另两件注册商标——“Kanwan”（注册号为第3125775号）、“康王KANWANG”（注册号为第1172124号）——也为驰名商标。对这一判决，作为利害关系人的云南滇虹药业表示不服向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了民事再审申请。安徽高院调查发现，导致汕头公司获得一枚驰名商标的所谓的李朝芳网上侵权事件，竟是由原告汕头公司自己一手炮制的。以李朝芳名义注册的两个域名“中国康王”、“www.kanwan.com.cn”是由原汕头公司代理律师以不正当方式得到李朝芳的身份证复印件然后找人注册而成的。李朝芳本人自始至终未参与整个案件的审理活动，甚至根本没有收到过宣城中院所发的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判决书。随后，安徽省高院责令宣城中院重审此案。宣城中院最终裁定：撤销汕头康王公司的驰名商标“康王kanwan”等。
该案引出的问题是：为何有人为了获取驰名商标而不惜违法弄虚作假？我国有无驰名商标司法认定的相关法律制度？我们在法律制度上是否给这些不法之徒留下了可乘之机？如果是，有无针对这种危害他人利益、造成市场紊乱的行为给予制裁的机会？本文基于康王案例意图对这些问题进行探讨，以期对我国的驰名商标司法认定制度的完善能有所裨益。
一、驰名商标司法认定的由来及其现状
（一）驰名商标司法认定之由来
对于驰名商标的认定，我国1982年《商标法》及1988年《商标法实施细则》都没有规定。1994之后，随着成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及作为乌拉圭回合谈判一揽子协议之一的《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的通过和中国入世步伐的加快，经国务院批准，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在1995年第三次修订《商标法实施细则》时，使用了与“驰名商标”相近的“为公众熟知的商标”一词。如它规定，“违反诚实信用原则，以复制、模仿、翻译等方式，将他人已为公众熟知的商标进行注册的”，属于《商标法》规定的“以欺骗手段或其他不正当手段取得注册的行为”，权利人可以“请求商标评审委员会裁定撤销该注册商标”。（注：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实施细则（第三次修正）》（1995）第25条。）紧随其后，1996年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布了《驰名商标认定和管理暂行规定》这一部门规章，对“驰名商标”做了解释并规定其认定和管理方面的事宜。但上述做法仅停留在行政法规与规章层面，实现重大突破的是2001年中国入世前修改的《商标法》，它以法律层级较高的立法形式确认了“驰名商标”的地位。它规定不仅“就相同或类似商品申请注册的商标是复制、摹仿或翻译他人未在中国注册的驰名商标，容易导致混淆的”，不予注册并禁止使用；还就“就不相同或不相类似的商品申请注册的商标是复制、摹仿或翻译他人已经在中国注册的驰名商标，误导公众，致使该驰名商标注册人的利益可能受到损害的”，也不予注册并禁止使用。（注：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2001）第13条。）同时，它还列举了认定驰名商标应考虑的因素：（一）相关公众对该商标的知晓程度；（二）该商标使用的持续时间；（三）该商标的任何宣传工作的持续时间、程度和地理范围；（四）该商标作为驰名商标受保护的记录；（五）该商标驰名的其他因素。（注：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2001）第14条。）至此，我们在立法上有了认定驰名商标的依据。但是，它也留下了争议，即没有明确规定认定驰名商标的机构；这为驰名商标认定的法律实践留下了弹性空间。
根据行政法规和规章，行政认定具备合法性；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司法认定也具备正当性。2001年7月17日，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域名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法院审理域名纠纷案件，根据当事人的请求以及案件的具体情况，可以对涉及的注册商标是否驰名依法做出认定”。（注：《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域名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条。）该条确认了法院具有审查认定驰名商标的职能。2002年10月12日，最高人民法院又颁布《关于审理商标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认定驰名商标的法院（中级以上人民法院）、标准、效力以及对驰名商标侵权行为法律责任的追究等进行进一步明确规定，秉承了国际通行的“个案认定、被动保护”的原则，从而确立了人民法院对驰名商标进行司法保护的审判机制。故在实践中我们形成了行政认定和司法认定双轨制。本文主要针对近年来司法认定中给市场经济带来消极影响和不正当竞争的、较为泛滥的虚假诉讼进行讨论。
（二）驰名商标司法认定中的虚假诉讼之现状
从2001年至今，司法认定驰名商标走过了近十年的历程，具有审理权限的各中级人民法院通过认定驰名商标，保护了驰名商标权利人的合法权益。但司法认定驰名商标过程中暴露出来的问题更应引起我们的重视：一是驰名商标的认定中司法认定的驰名商标所占的比例大，数量增长迅速。全国现共有驰名商标2600多个，（注：中国驰名商标网：www.21sb.com.）其中由各级人民法院认定的驰名商标300多个，而且主要集中在近3年。以地方为例，无锡现有的47个中国驰名商标中，有37个是由各地法院认定的。山东某县级市驰名商标与注册商标的比率竟高达1%；浙江金华市一年便新添司法认定驰名商标54件，这一数量是该市历年取得驰名商标的3倍；二是认定的法院大多是边远地区的法院。通过判决认定浙江数百家驰名商标的法院，80%以上集中在中西部，通过浙江本省法院系统做出认定的，凤毛麟角。（注：搜狐新闻：《驰名商标近年泛滥成灾浙江全省皆“驰名”》，2009年10月7日登录。）
浙江绍兴市两年来新增司法认定驰名商标59件，主要认定法院既非其本土也非北京、上海、广东等国内知识产权保护较好的省市，而多半来自内蒙古、江西、陕西等经济相对不够发达的地区。三是法院认定的驰名商标，不少连本地人都没有听说过。[1]现在一些企业在追求驰名商标认定时所期望的目标不是为了解决商标侵权、不正当竞争等争议，而是为了获得荣誉称号、广告资源、物质奖励，政策优惠等目的。[2]所以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在这种思想的指引下，有些人便企图通过制造案件进行虚假诉讼以达到司法认驰的目的。在康王案件中，汕头康王通过状告安徽泾县慈坑村中村组村民李朝芳注册“中国康王”等网络域名对其“康王kanwan”商标构成侵权，向法院起诉。在重审法庭上，大量证据证明，这起所谓的侵权案乃是汕头康王一手制造的：从假案情、假被告再到假代理人。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史翠英”案件中。2007年年底，山西运城中院认定“史翠英”为驰名商标，曾引发轩然大波。因为宁波史翠英公司年纳税只有几十万元，有人找到该官司的被告、史翠英公司的侵权人，发现被告对案情一问三不知。
2008年12月15日，浙江省高院向社会公布了全国首个针对虚假诉讼的规范性文件——《关于在民事审判中防范和查处虚假诉讼案件的若干意见》。涉及驰名商标认定的案件，被列为可能产生虚假诉讼的典型之一。打开电脑在百度上输入关键字“驰名商标虚假诉讼”，立即会出现837，000个结果。 二、驰名商标虚假诉讼的成因
（一）“虚假诉讼”的界定及其危害
诉讼应当具有“合法利益”理论已为当前各国所普遍采用，“无利益即无诉权”已发展成为一项诉讼原则，即指法律权利只有受到侵犯才允许起诉。[3]因此，正当诉权应当是针对权利是否受到了真正的而非虚构、故意制造的侵害提起，否则，属权利滥用。
虚假诉讼是指当事人出于不正当的动机，通过虚构事实、伪造证据等手段，滥用法律赋予的诉讼权利，以达到获得不正当利益的目的。其“虚假”之处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纠纷事实的虚假，即本来不存在纠纷，通过人为制造纠纷的方式引起启动诉讼程序，以期借助司法之手达到获取不正当利益的目的；二是诉讼进行中的虚假调解。而司法认定驰名商标中的虚假诉讼，通常都有一个固定模式：即先由某偏远地区一神秘人士注册某企业核心词的名称，然后某企业将其起诉至该地区法院，法院随即下达判决书，认定该神秘人士侵犯了该企业的商标所有权，并认定该商标为驰名商标。
虚假诉讼的行为人意图通过诉讼的形式获得驰名商标的认定，一种结果是通过虚假诉讼，但最终没有获得认定；另一种情况是，通过诉讼，最终获得了认定。在后一种情况下，那些本来就不该被认定的商标获得了驰名商标认定后，其身价必然倍增，消费者在购买这些商标所依附的商品或者享受其服务时就要付出更多的费用，这对消费者来说当然是不公平的。而且这些通过虚假诉讼获得的驰名商标也扰乱了驰名商标正常使用和形成的市场环境，将对中国的自主创新和自主品牌战略的顺利实施形成很大的障碍。[4]因为自主创新的结果往往体现在自主品牌中，而自主品牌要打造成一个强势的国家或国际品牌，就必须扎扎实实地作出长期艰苦的努力。在驰名商标认定上投机取巧，在品牌宣传上弄虚作假，从长远看无疑是品牌打造过程中的自杀性行为。
从诉讼理论的角度看，虚假诉讼背离了民事诉权所具有的救济合法权益的正当功能。当事人非法行使民事诉权或利用民事诉权，其意图往往是以合法的形式获取非法利益。如果对非法行使民事诉权不予规制，那么不仅背离了“任何人都不应从不当行为中获利”的原则，而且法庭将会沦为实施非法行为并从中获利的场所，从而产生法律和司法的信任危机。同时，虚假诉讼行为也浪费国家的审判资源。在审判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审判资源这一公共资源因非法行使诉权而被非法占用，实际上侵占和剥夺了他人合法行使民事诉权或民事诉讼的权利和机会。[5]347无论是虚假诉讼行为本身还是这一行为可能“运作”出的所谓的驰名商标，对社会都是一种极大的危害，所以对其进行规制意义重大。
（二）驰名商标虚假诉讼的成因
1.诚信缺失
民事诉讼本是保护权益的手段，但一些人企图借助这一合法的外衣，牟取不正当利益。社会诚信缺失是虚假诉讼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6]66诚信是人们在社会活动与经济交往中所必须遵循的最基本的行为准则之一，是一个社会正常运行的重要基础。我国社会正经历着由传统的乡土社会向现代陌生人社会的转型。[7]在传统社会当中，礼义廉耻在人际交往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陌生人社会应当是以诚实信任为基础的社会。但在我国目前的这样一个特殊的时期，原先的人际交往关系准则在陌生人社会中几乎已经失效，新的交往准则尚未完全建立。在民事活动中有违诚信的行为会时常发生。缺乏诚信，主体自私的本性便会暴露出来，即以自我为中心、为达目的不顾及这种行为给他人及整个社会所带来的危害。
2.利益驱动
久经市场使用的商标，可以脱离它所标记的商品或服务，有其独立的市场价格。而一些驰名商标，如可口可乐，动辄可以卖出数百亿元的市场价格。同时现代企业在经营管理过程中，已经普遍意识到，知识产权并不是一种单纯的法律权利，而更多的是一种竞争工具和营销策略。一旦某商标被认定为驰名商标，则使用该商标的商品或服务价值骤增，商标本身作为无形资产评估的价值相比于认定前也会成数十倍、上百倍增长，驰名商标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企业实现商业目的、扩展商业利益的法律筹码。[8]而作为市场竞争主体的企业，是以利润最大化为其目标的，既然驰名商标有着如此巨大的潜力，对企业来说自然具有很大的吸引力。
地方政府往往从政绩考虑，对拥有驰名商标的企业给予高额奖励，并在税收方面予以照顾。浙江永康曾出台《关于促进工业经济发展的若干奖励政策》，对辖区获得中国名牌、中国驰名商标的企业一次性给予l00万元奖励。（注：如吉林省为荣获“中国驰名商标”的吉林省白山市喜丰塑业有限公司颁奖100万元；安徽省发文规定，符合文件中“国家认可”的驰名商标，可以给予30万元奖励等。一些城市如安徽省阜阳市、福建省福州市、湖北省武汉市和浙江省瑞安市也都纷纷出台鼓励政策，重奖获得“认驰”的企业。中国经济周刊2007年7月2日报道。）有关政府部门将驰名商标认定数作为政绩指标，更助长了企业认定驰名商标的积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