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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部 中国科协


农民科学素质行动实施工作方案

发布单位：农业部 中国科协等


　　全科组办发〔2006〕6号

全民科学素质工作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

　　为贯彻落实《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根据全民科学素质工作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精神和《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实施工作方案》的要求，农业部、中国科协会同有关部门共同研究制定了《农民科学素质行动实施工作方案》，现转发给你们，请相关部门结合实际贯彻落实。

　　 二○○六年六月二十六日

　　农民科学素质行动实施工作方案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颁布的《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根据全民科学素质工作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精神和《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实施工作方案》的要求，特制定农民科学素质行动实施工作方案。

　　一、主要任务

　　农民科学素质行动紧密围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目标任务，大力开展农民科学技术教育、培训和科普宣传，努力培养有文化、懂科技、会经营的新型农民，全面提高农民的科学素质。主要任务是：

　　1．帮助广大农民树立科学发展观和现代意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树立可持续发展观念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生产、经营管理意识；树立崇尚科学、移风易俗、遵纪守法、反对愚昧的新风气；推动农村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建设。

　　2．提高广大农民科学生产和生活能力。提高农村公众了解科学文化常识、适应现代文明生活的能力；提高农民保护环境、节约资源、发展循环农业、建设生态家园的能力；提高农民掌握和运用先进适用技术发展生产、增产增收致富、改善生活质量的能力；提高农村富余劳动力向第二、三产业和城镇转产转岗就业的能力。

　　3．建立适应建设新农村和培养新型农民的要求，符合我国“三农”实际、具有时代特点的提高农民科学素质体系和机制；搭建农民教育培训的社会化服务平台，整合、开发提高农民科学素质的公共服务资源并实现共享利用。

　　二、组织实施

　　根据全民科学素质领导小组的安排，农业部、中国科协为农民科学素质行动的牵头部门；中组部、中宣部、教育部、科技部、人事部、劳动保障部、广电总局、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中国工程院等部门为责任单位。

　　为推进农民科学素质行动的实施，成立农民科学素质行动协调小组，农业部副部长危朝安和中国科协书记处书记程东红任组长,农业部科技教育司副司长陈凤秀和中国科协科普部副部长高勘为副组长，各牵头部门和责任单位的相关司局负责同志任协调小组成员，各司局确定有关处室的负责同志任协调小组联络员。协调小组每年召开1~2次碰头会议，研究协调农民科学素质行动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形成会议纪要，由相关部门落实。协调小组办公室设在农业部科技教育司，负责农民科学素质行动日常联系，处理日常工作。

　　三、2006年工作安排

　　2006年，由协调小组统一组织、各部门共同开展以下工作：

　　1．6月初，提交各部门讨论、修改农民科学素质行动工作实施方案。各部门根据各自职责，制定具体工作措施，推进工作实施，并于今年底完成各自工作任务。

　　2．“七一”前后，配合“节约能源”主题，举行农民科学素质行动启动仪式及相关科普活动。

　　3．下半年，组织有关部门和单位，依靠广大专家，开展工作调研，撰写调研报告，并在此基础上组织编写《农民科学素质教育大纲》。

　　4．10月份，举办农民科学素质与新农村建设论坛，交流经验，探讨思路，提出下一步推动农民科学素质行动的意见。

　　5．总结地方开展农民科学素质行动的成功做法，向社会推荐提高农民科学素质、促进农民科学生产和文明生活的有效模式。

　　四、2006年各部门工作要点

　　2006年，各部门在共同组织开展农民科学素质行动总体工作的基础上，主要完成以下工作：

　　（一）农业部

　　1.采取多种形式开展农业实用技术培训。组织广大农业科技人员，通过科技下乡、技术服务、科技直通车、农民科技书屋、农业广播电视等方式，向农民广泛开展科技培训和技术服务，全年培训农民争取达到1亿人次以上。

　　2.开展新型农民科技培训和绿色证书培训。在全国有关县实施以农业科技和经营管理知识为培训重点的新型农民科技培训项目，在全国大范围开展绿色证书培训，培训骨干农民1000万人。

　　3.开展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以阳光工程为载体，对农村有转移就业意愿的农民开展转岗就业培训。通过中央财政扶持，对350万农民开展短期职业技能示范培训，对1000万农民开展引导性培训，提高农民遵守法纪和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意识。

　　4.实施农业科技入户示范工程。以科技示范户能力培养为核心，全年在200个县培养20万个科技示范户，辐射带动400万户。

　　5.组织实施生态家园富民行动。对400万新增沼气用户开展沼气使用和沼气综合利用知识培训；对全国1800万沼气用户开展安全生产和节能教育；新培训和鉴定沼气生产工4万人。

　　6．实施农村实用人才培养百万中专生计划，今年培养具有中专学历的农村实用人才10万人；加大农业职业技能开发力度，引导农民参加农业职业技能培训与鉴定。

　　7．实施乡镇企业蓝色证书培训工程，开展乡镇企业岗前培训、在岗培训、管理人员和企业家培训，全年培训100万人。

　　8.建设农民科技书屋。以革命老区为主，在1000个村建设1000个农民科技书屋，向每个科技书屋无偿赠送400册科技图书和100张光盘。编制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系列宣传挂图和《现代农业科技知识》、《农民实用法律和政策常识》、《农村生产经营常识》、《村庄规划与建设》等4个培养新农民系列读本。

　　（二）中国科协

　　1．实施科普惠农兴村计划。通过转移支付项目资助支持100个农村专业技术协会、100个农村科普示范基地、10个少数民族科普工作队和100名农村科普带头人，引导、鼓励和帮助他们在农民科学素质行动中发挥积极作用。

　　2．组织开展“百名科技大王进仪陇”和“百名科技大王进井冈山”等科技致富能手下乡活动。

　　3．修订《全国科普示范县（市、区）标准》，增加实施《科学素质纲要》的有关内容。开展全国科普示范县（市、区）实施农民科学素质行动十佳示范案例评选活动；开展第三批全国科普示范县（市、区）创建单位培训工作。

　　4．通过示范引导、经验交流等方式，指导基层开展“一站（科普活动站）一栏（科普宣传栏）一员（乡村科普员）”建设。

　　5．协调组织农村科普产品和信息资源的开发、整合和共享利用工作。

　　（三）中组部

　　1．认真开展全国农村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试点工作。加快现代远程教育站点建设步伐，为开展农村党员干部经常性教育培训创造条件；大力加强教学资源建设，增强农村党员干部教育的针对性和适用性；切实加强教学组织管理工作，努力提高农村党员干部的综合素质；继续加强骨干队伍建设，为农村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提供技术和人才支持；认真解决试点工作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为在全国推开创造和积累经验。

　　2．会同有关部门研究制定加强农村实用人才培养工作的意见。

　　（四）中宣部

　　1．组织协调中央重点新闻媒体，面向农村广泛开展科普宣传教育，传播科学知识，推广介绍农村适用技术。

　　2．举行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为广大农村送文化、科技、卫生知识。

　　3．资助中、西部地区建设1500个村级图书室，为每个图书室赠送包括农业科技、生活科普知识在内的农村实用图书3000册、光盘200张。

　　4．开展向农民工送文化科技活动。为广大农民工送去科技类图书及音像资料，开展形式多样的科普活动。

　　（五）科技部

　　1．支持以省为单位继续开展“百万农民科技培训”。全年共培训农民1000万人次以上。其中，重点培训活动包括：以农民企业家、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为重点的科技培训，5万人次；开展青年星火带头人培训，15万人次；开展农村技术“二传手”培训，4万人次。

　　2．推进新型农村科技服务体系建设。以科技特派员、专家大院、农技110为重点，推广一批农村科技服务创新机制和新模式；以专业技术协会和农村区域成果转化中心为重点，培育一批农村科技服务中介，引导支持一批农村专业技术协会按照“民办、民管、民受益”的原则健康发展；把以大学和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农村科技服务体系建设作为重点，建设一批农村科技服务示范体系。今年将选择5个左右的大学和院所进一步开展试点示范工作。

　　3．开展农村科普活动和科技进步示范市（县、区）建设。联合有关部门，组织开展好“科技活动周”、“科技列车延安行”、科技下乡等科普活动；加强“《星火科技30分》电视节目千县联播”等农村科普载体建设；在已有工作的基础上，发展好一批科技进步示范市（县、区）和科普示范基地。

　　（六）教育部

　　1．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教育。采取有力措施，确保今年面向农村的职业教育招生规模达到500万人。改善办学条件，加强（县级职业教育中心建设和职业学校）实验实习设施建设，加强教师队伍，特别是专业课教师队伍建设，提高培养培训能力；广泛开展城乡合作办学和东西部合作办学，扩大农村学生接受优质职教资源的规模和比例；加大对农村家庭困难学生的资助力度，使更多的农村学生能够接受职业教育。

　　2．广泛开展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培训工作。积极参与“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阳光工程”的组织实施工作，继续实施“教育部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计划”,争取教育系统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和农民工培训每年达到3000万人次以上，其中技能培训达到1000万人次以上；动员组织城市职业学校和成人学校，面向已进城农民工，开展多种形式的教育培训活动，帮助农民工提高转移就业的质量和收益。

　　3．大力加强农村成人的实用技术培训。继续实施“教育部农村实用技术培训计划”，面向留在农村的劳动力积极开展农村实用技术培训；积极参与实施“农村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工程”，依托全国广播电视大学系统，利用广播、电视、卫星、互联网等现代远程教育技术手段，扩大广播电视教育“一村一名大学生”计划的试点工作；结合“农村远程教育网络”的建设和应用，利用“全国农科技网联”和中央农广校、中央电大燎原学校的力量，发挥乡镇成人文化技术学校、普通中小学以及其他培训机构的作用，大力开展实用技术培训活动，争取年培训规模超过5000万人次。

　　4．积极开展对农村成人的文化生活教育，提高农民的整体素质和生活质量。

　　5．加强调查研究，总结、推广一批典型经验，带动面上工作。

　　（七）人事部

　　1．组织开展高校毕业生到农村基层从事支教、支农、支医和扶贫工作（“三支一扶”计划），从2006年开始连续5年，每年招募2万名高校毕业生。

　　2．今年5月至9月，组织开展农村基层人才队伍建设情况调研工作，摸清农村基层人才队伍现状，对各类人才的具体情况进行调查汇总。

　　3．配合中组部开展农村实用人才调研，起草相关政策文件。

　　4．在适当时候，联合有关部门共同开展优秀农村实用人才表彰活动。

　　（八）劳动和社会保障部

　　1．组织实施“农村劳动力技能就业计划”，培训800万人，提高农村劳动力技能水平和就业能力。

　　2．与国务院扶贫办共同选择部分市、县启动技能扶贫工程试点工作，提高贫困地区劳动力技能水平和就业能力。

　　3．组织实施“2006年春风行动”，加强对农民工就业服务和宣传，提高农民工就业能力、维权能力和城市生存发展能力。

　　（九）广电总局

　　1．围绕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充分发挥广播电视的优势，大力宣传各地开展新型农民科技培训的工作，为新型农民科技培训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

　　2．积极配合中央有关部门，开展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培训的宣传工作，搞好“培训?就业?增收”的典型报道。

　　3．大力宣传各级各类培训和技术服务机构、培训教师、科技人员进村入户开展农民培训工作的典型。

　　4．大力宣传各地加强农民培训工作、创新培训模式、规范项目实施、提高培训质量的好做法和好经验。

　　（十）全国总工会

　　1．启动“为农民工送文化行动”。安排1000万元资金，联合教育部、劳动部、文化部、广电总局，在全国建立200多个流动电影放映队和31所农民工业余学校。

　　2．进一步加强农民工素质教育工作。每一所农民工业余学校每年至少完成5000到10000名农民工的培训任务。

　　3．积极筹备建立全国工会数字电影院线。通过数字电影的播放，使为农民工送电影活动成为有影响的工会工作品牌，为农民工提供丰富的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

　　（十一）共青团中央

　　1．开发农村青年人才资源。联合农业部等部门开展新型农民科技培训；联合科技部做好“星火富民科技工程”，培养青年星火带头人，配合科技部门开展“星火计划和科技扶贫20周年活动”；评选表彰第十一届中国杰出青年农民和全国农村青年创业致富带头人；召开中国青年乡镇企业家第七届会员大会。

　　2．提升农村青年就业创业技能。开展技能培养、政策宣讲等活动；召开现场观摩会，命名表彰一批优秀农村青年培训基地、中介组织和就业创业带头人；启动“农村青年发展基金”项目，成立“农村青年创业导师团”和“农村青年创业项目库”，以小额贷款、项目援助、技术指导等方式，为创业青年提供切实帮助。

　　3．开发优势农产品市场。参与举办中国（温州）特色农业博览会；举办“新农村新青年”中国青年农产品经纪人发展论坛。

　　4．提高农村青年组织化程度。加强农村青年基层组织建设，以项目建设、队伍建设和机制建设为重点，强势推进农村青年中心全面建设，促进农村各类青年协会社团蓬勃发展；在农村青年中心成立青年科普协会，培育发展农村基层各类青年专业技术协会、市场中介组织和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提高农村青年组织化程度及当地农村青年科学素质提升的互助能力。

　　（十二）全国妇联

　　1．全面部署、动员组织广大妇女参与新农村建设。召开全国省区妇联主席工作会议，下发全国妇联《关于动员组织广大妇女积极参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意见》。

　　2．加强农村妇女科学教育培训。实施“5123”培训计划，重点开展女科技致富带头人、女经纪人、龙头企业带头人等妇女骨干培训和西部地区农村妇女科技知识培训；依托陕西杨凌农林科技大学，培训200名农产品女经纪人；依托10万所农村妇女学校，开展农村妇女生产技能培训；重点确定50个妇女劳动力转移项目县开展专业技能培训和订单培训。

　　3．抓点示范，引导农村妇女依靠科技发展现代农业。计划用三年时间在全国创建200个国家级“巾帼示范村”，2006年首批试点“巾帼示范村”62个。大力扶持“妇”字号龙头企业和示范基地；大力发展一批女能人协会、女经纪人协会和各类妇女专业经济合作组织。

　　4．开展“科技牵手、资金牵手、项目牵手”行动。重点开展“科技牵手”，深化“巾帼科技致富工程”，推动科技志愿者与女能人、女能人与妇女牵手，促进农村妇女依靠科技增收致富。在三峡库区启动100万妇女创业循环金项目，组织“女企业家三峡行、虎林行”活动，为三峡库区和东北老工业基地带订单、带项目、带资金。

　　5．开展女农民转移就业服务工作。组织农村妇女富余劳动力参加培训以及为女农民工提供服务，营造关心女农民工的良好氛围。

　　6．深化五好文明家庭创建活动，以文明家庭创建活动为依托，以巾帼科普队、巾帼文明队、农村文化中心户、文化大院等为载体，开展喜闻乐见的科普知识进农村家庭活动。

　　7．深化“巾帼文明生态庭院”创建活动，引领农村妇女建立科学生产生活方式。

　　（十三）中国工程院

　　1．组织院士和知名专家参与有关部门开展的深入基层、提高农民科学素质的活动。

　　2．与有关方面联合开展农民培训方面的高层次学术研讨。

　　3．针对农业教育、科研、推广工作者和行政干部开展建设新农村科普知识讲座。

　　五、有关要求

　　农民科学素质行动涉及范围广、工作量大、任务艰巨，为使农民科学素质行动顺利开展并取得成效，一要明确分工，各负其责。各部门要按照各自职责，做好本部门职能工作。二要密切联系，加强交流。各部门要经常沟通工作进展情况，相互之间积极配合，协调开展工作，形成工作合力。三要动员社会方方面面的力量，积极做好农民素质行动的宣传、监督、评价工作。四要调动农民的积极性，激发广大农民的参与意识，自觉参加到农民科学素质行动中，形成上下联通互动的局面，切实提高工作的有效性。





论国际商事仲裁中的“更优权利条款”
———1958年《纽约公约》评析

黄亚英＊
【本文发表于《法学杂志》2000年第2期】


1958年在联合国经社理事会主持下制定和通过了《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⑴(通常简称为1958年《纽约公约》)。截止1998年6月10日该公约40周年纪念日之际已有118个国家成为缔约国。⑵《纽约公约》已成为仲裁领域最重要的公约并被誉为当今国际商事仲裁的基石(corner stone)。⑶
由于许多缔约国除参加该公约外，还制定了关于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国内立法，有些缔约国同时还签订了涉及这一事项的其它双边或多边条约，因此在《纽约公约》的具体适用中便存在着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即如何处理《纽约公约》与国内法以及其它条约的关系。对此公约在其第7条(1)款中规定：“本公约之规定不影响缔约国间所订立的关于承认和执行仲裁裁决的多边或双边协定的效力，也不剥夺任何利害关系人在被申请承认和执行地国的法律或条约许可的方式及范围内援用仲裁裁决的任何权利。”⑷上述第7条(1)款2项(加着重号的文字)说明当事人在向《纽约公约》缔约国申请承认和执行某一公约范围内的仲裁裁决时，既可选择公约作为请求的依据，也可选择被申请承认和执行地国的有关国内立法或该国缔结的有关其它条约作为请求的依据。也就是说，“第7条(1)款2项的规定给了当事人一项自主权利，即他可以援引关于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国内立法或双边或其它多边条约的规定申请执行某一仲裁裁决，从而不再以《纽约公约》作为申请执行的依据。”⑸研究《纽约公约》的著名专家皮特·桑德斯教授在解释公约上述条文时也曾指出；“公约进一步阐明了该公约将不剥夺任何利害关系人在被申请承认和执行地国的法律或条约许可的方式及范围内援用仲裁裁决的任何权利。换言之，如果在被申请承认和执行地国境内有效的国内立法或其它条约提供了比《纽约公约》更为有利和优惠的权利(more favourable right)，则申请执行裁决的一方便可援引和利用该项更为有利和优惠的规定并以此取代公约的相关规定。”⑹故此，公约第7条(1)款第2项的规定被称为公约中的“更优权利条款”(more-favourable-right-provision)。⑺
“更优权利条款”在处理公约与国内立法和其它条约关系方面有面有着重要意义。⑻例如，在某一国家申请承认和执行一项外国仲裁裁决时，该国既参加了《纽约公约》，同时又制定了关于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国内立法。如果该裁决未满足公约要求的执行条件，则当事人仍可适用被请求国的其它立法使该裁决得以执行。否则，如果排他性地单独适用公约就会产生一个问题，即那些不完全符合公约承认和执行条件的裁决将会被搁置。所以，“更优权利条款”是公约积极促进和支持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目标的又一具体体现，“它为无法适用纽约公约进行执行的案件开辟了新的执行依据。”⑼
关于公约中制定该条款的目的，德国科隆上诉法院曾在判例中作了如下的准确论述：“这一规定的理由在于避免剥夺当事人依据被请求国国内法律中更为优越有利的条件去请求执行其裁决。”⑽
从立法和司法实践来看，有些国家关于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国内立法确比公约中的某些规定更有利于裁决的执行。例如，《纽约公约》第5条(1)款(甲)项明确将仲裁协议的无效直接作为拒绝承认和执行裁决的理由之一。相反，按照德国法律，如果仲裁协议的无效可以在裁决作出国通过撤销裁决的诉讼加以救济的话，则仲裁协议的无效不能成为在德国境内拒绝执行裁决的理由。⑾也就是说，从德国法中专门规定拒绝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理由的民诉法典第1044条来看，未将仲裁协议的无效作为拒绝执行的一项直接理由。在此情况下，当事人只能以仲裁协议无效为由向裁决作出国申请撤销该裁决，然后再以第1044条认可的裁决已被撤销这一理由要求拒绝执行裁决。这一点说明德国法与公约是不同的，它表明了德国法的规定比公约第5条(1)款(甲)项更有利于外国裁决在德国的执行。德国最高法院曾经有一个案子涉及到执行一项在南斯拉夫作出的裁决。本案中住所在德国的被告反对在德国境内执行该裁决。其反对理由是本案的仲裁协议仅被记载于双方中介人的笔记中，因而不符合书面形式的要求，是无效的。德国最高法院则驳回了被告的主张。法院认为，根据《德国民事诉讼法典》第1044条，⑿除非外国裁决依其应适用的仲裁法(本案即南斯拉夫仲裁法)尚不具有法律效力，否则应在德国得到执行。同时南斯拉夫仲裁法规定，一项仲裁裁决作出后的30天内，当事人可以仲裁协议无效理由申请法院撤销该裁决。由于本案被告未向南斯拉夫法院申请撤销该裁决，所以该裁决按决定其效力的南斯拉夫法律已经生效，故被告反对执行的理由在德国法院是不能接受的。⒀法国最高法院关于“Norsolor V．Pabalk”一案的判决则是适用公约“更优权利条款”的又一典型案例。⒁本案仲裁庭是按国际商会仲裁规则在维也纳设立的。仲裁庭认为自己无法选择某一合适的国内法适用于解决案件的实体争议，因而决定适用国际商人习惯法(International Lex mercatoria)并强调遵循诚实信用的原则。由于仲裁案的被告一方败诉，因此被告向该裁决作出地的维也纳上诉法院诉请撤销该裁决。维也纳上诉法院认为本案仲裁庭未能很好地履行职责，无视国内法的选择适用而去适用国际商人习惯法；同时法院还认为国际商人习惯法是“其有效性值得怀疑的世界法”。因此该法院撤销了部分裁决。然而上述仲裁案中胜诉的原告则针对已被奥地利维也纳法院撤销的部分裁决向法国法院申请执行。如何对待原告的执行申请成为法国法院面临的棘手问题。按照法国和奥地利均已参加的《纽约公约》第5条(1)款(戊)项规定，承认和执行外国裁决的申请可因该裁决已在作出国被有关主管机关撤销或停止执行而加以拒绝。但是法国国内法在原则上未将“裁决被作出地国的法院撤销或停止执行”作为拒绝承认和执行外国裁决的理由。⒂最后，法国法院依照《纽约公约》中的“更优权利条款”批准了原告的执行申请。除法国和德国外，荷兰国内法律关于承认和执行境外仲裁裁决的条件也比公约更为有利和优惠。例如，《荷兰民事诉讼法典》第1076条(2)款规定，缺乏有效的仲裁协议不应构成拒绝承认和执行的理由，如果援引该无效理由的一方当事人已参加了仲裁程序并且在提出答辩以前，没有以缺乏有效的仲裁协议为由提出仲裁庭无管辖权的抗辩。⒃而《纽约公约》则没有出现类似于荷兰这样的规定。1994年12月荷兰鹿特丹的地区法院在“Isaac Glecer V．Moses lsrael Glecer”一案中涉及到承认和执行一项由以色列作出的仲裁裁决。⒄该案成为荷兰法院依据公约“更优权利条款”适用荷兰上述国内立法条文的很好事例。
通过对“更优权利条款”案例的分析可以看出，公约该条款的存在和适用会给申请执行裁决案件中的被告造成预想不到的被动局面。例如，原告向德国法院申请执行一项针对德国被告的外国裁决，而作出该裁决所依据的仲裁协议按照裁决作出地国家的法律可能属于无效协议。但该被告未向裁决作出地国家的法院(或其它主管机关)提起申请撤销该裁决的诉讼，而是期望着将来原告一旦在德国申请执行该裁决时援引公约第5条(1)款(甲)项规定，以仲裁协议无效为由拒绝执行该裁决。被告的这种想法是很危险的。因为一旦原告不依公约而依“更优权利条款”援引对其更为有利的德国国内法申请执行该裁决时，被告反对执行的理由将不被法院所接受。而此时如果被告再向裁决作出国去申请撤销裁决，可能申请撤销的法定时限已过。⒅故对在仲裁中败诉并在象德国、法国、荷兰这样的国家拥有住所或财产的当事人来说一定要警惕对方当事人对“更优权利条款”的引用。
在研究“更优权利条款”时还会遇到这样一个问题，即从公约第7条(1)款的文字表述来看，“任何利害关系人”都不能被剥夺“在被申请承认和执行地国的法律或条约许可的方式及范围内援用仲裁裁决的任何权利”。这里的“任何利害关系人”一语引发了两个新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究竟谁有权引用“更优权利条款”。也就是说是否只有申请执行的一方才能在公约和有关执行外国裁决的国内立法或其它条约之间进行选择适用?还是被申请人也有选择适用的权利?如果允许被申请人选择的话，他肯定会挑选可能导致拒绝执行的规定，那就意味着公约允许选择适用更便于阻碍裁决执行的法律或条约规定。⒆所以，尽管公约用语中的“任何利害关系人”在表面上看似乎是广义的，但它只能对申请执行方有意义。例如，对一些按《纽约公约》规定可以执行的裁决，如果改用某些国家的国内法则可能被拒绝执行。因为这些国家的国内法比公约规定的可执行条件更加苛刻和烦琐。⒇如果被申请人可以援引对其有利的国内法，则意味着这类裁决将得不到执行。这种结果的出现不仅与公约促进和支持裁决的执行这一宗旨相背离，而且也与前述的“更优权利条款”本身的目的(即使尽可能多的裁决得到执行)相抵触。著名专家A·范登伯格教授曾分析指出：“公约第7条(1)款事实上阐述了两项不同的权利。第一项权利是指当事人享受仲裁裁决利益的权利；第二项权利是选择更有利和更优惠的执行依据的权利(即更优权利条款)。而公约第7条(1)款实际上只将上述第二项权利赋予了拥有第一项权利的人。从原则上讲，拥有第一项权利即享受裁决本身利益的人只能是申请执行方；被申请人按裁决本身规定主要是履行义务而不享受权益(即未拥有第一项权利)。因此，从逻辑上讲，更优权利条款也只能由申请执行方引用”。（21）除学者们的观点外，将“任何利害关系人”限定为申请执行方的这一解释实际上也已得到实践的支持。一方面法院在现有案例中均认为申请执行方可依“更优权利条款”自由选择更加有利的国内法作为执行依据；另一方面目前尚没有一个关于法院支持被申请人引用“更优权利条款”去自由选择国内法的案例。总之，根据上述的分析，申请执行方可选择公约以外更有利于裁决执行的国内法作为执行依据；在此情况下，被申请人只能服从这一选择，他不能辩称由于公约对他更有利而主张适用公约。由“任何利害关系人”一语引发的第二个问题是：除了申请执行方要求引用“更优权利条款”外，受理执行申请的法院能否自行主动适用这一条款。对此法国最高法院在前述的“Norsolor V．Pabalk”一案中作了肯定的回答。（22）
在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方面，“更优权利条款”的产生还开创了国际条约与缔约国国内法相互关系中的新规则，即公约的规定并不具有超越执行地国国内法的效力。曾经有一家德国上诉法院在执行一项由罗马尼亚仲裁机构作出的裁决时认为，《纽约公约》的效力优于德国国内法中有关执行外国裁决的民诉法典第1044条的规定。德国最高法院则纠正了上诉法院的这种观点。德国最高法院指出，由于公约第7条(1)款中包含了最优惠待遇原则(The rule of most favourable treatment)，该原则允许申请执行方选择以执行地国国内法为依据执行其裁决，因此《纽约公约》不具有排除适用德国民诉法典第1044条的优越地位。（23）
从中国目前实际情况来看，除参加了《纽约公约》外，我国国内立法中没有关于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专门规定。（24）因此，凡在中国以外的其它《纽约公约》缔约国境内作出的裁决，当事人申请中国法院执行时尚无法援用“更优权利条款”。但是，对我国涉外仲裁机构和按《仲裁法》重新组建的其它仲裁机构作出的裁决，如果一方当事人向缔结了《纽约公约》的外国法院申请执行该裁决时，则双方均应十分关注“更优权利条款”可能给自己带来的利弊。另外，对在外国作出的涉及我国当事人的仲裁裁决，如果该裁决在其作出国和中国以外的公约缔约国申请执行时，同样可能面临着“更优权利条款”的适用问题。由此可见，对“更优权利条款”的研究掌握具有较高的应用价值。

注释
＊西北政法学院国际法教授、吉林大学国际法学士（1985）、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硕士（1988）。


1、 该公约的正式中文本载于《联合国条约集》第330卷(1959年)，第50—54页。我国于1986年成为该公约缔约国。
2、 Vivienne M．Ashman，New York Convention and China's One Country，Two Systems，New York Law Journal，1998。
3、Albert Jan van den Berg，The New York Arbitration Convention of 1958（K1uwer，1981），at P．1。
4、为使该条款的文字表述和理解更加准确，此处摘录公约英文本的相应条文以便参考：“Article VII(1)：The provisions of the present Convention shall not affect the validity of multilateral or bilateral agreements concerning the recognition and enforcement of arbitral awards entered into by the Contracting states nor deprive any interested party of any right he may have to avail himself of an arbitral award in the manner and to the extent allowed by the law or the treaties of the Country where such award is sought to be relied upon．”
5、Albert Jan van den Berg，New York Convention of l958 consolidated commentary，Yearbook Commercial．Arb'n XXI (1996)，P．513．
6、Pieter Sanders，Commentary，Yearbook Commercial Arbitration Vol．Ⅱ(1977)，P．255 at P．263．
7、同注（5），at P．81．
8、限于篇幅原因，本文仅从公约与国内立法的关系角度去分析“更优权利条款”。
9、同注（5）。
10、Pieter Sanders, Court Decisions on New York Convention 1958 ， Yearbook
Commercial Arbitration Vol.Ⅲ（1978）.
11、同注（5），at PP．514--515．
12、该条款的中文译本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全书》，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第628页。
13、同注（3），at P．89．
14、有关本案情况的介绍参见Alan Redfern and Martin Hunter，Law and Practice of Int'l commercial Arb．，2th Edition，Sweet & Maxwell 1991，at P．470．
15、法国国内法关于拒绝承认和执行外国裁决的理由主要规定在《法国民事诉讼法典》第1502条之中。该条的中文本参见程德钧、王生长主编《涉外仲裁与法律》(第二辑)，第36页。
16、该条款的中文译本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全书》，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第646页。
17、该案的详细案情可参见Yearbook Commercial Arbitration，Vo1．XXI(1996)，at PP．635－637.
18、同注（3），at P．83．
19、同注（5），at P．514．
20、例如，意大利民法典第1341和1342条要求对出现在格式或标准合同中的仲裁条款须经书面形式的特别批准。这一规定比《纽约公约》第2条(2)款的要求更为严格。
21、同注（3），at P．85．
22、See Yearbook Commercial Arbitration，Vol．X1 pp．484--491．
23、See Yearbook Commercial Arbitration．Vol．Ⅱ(1977)，P．242．
24、关于外国仲裁裁决的承认和执行，我国仅在《民事诉讼法》第269条中规定：“人民法院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或者按照互惠原则办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