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关于2010年上半年全国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治理情况的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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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月21日《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出台，全国上下一片欢呼，条例最大的亮点莫过于取消“行政强拆”，新拆迁法取消了地方政府决定强制拆迁公民房屋的权力，公民房屋某种程度上或多或少得到了更多的一些保护，至少政府失去了领导一句话就突立即强行拆除的生杀大权，作为被拆迁人不用整日的担惊受怕。
但是笔者认为虽然强拆权取消，但并不意味着强制拆迁地方政府强制拆迁的冲动能得到抑制，据笔者知悉不少地方虽然没有直接强拆但其强拆的意图依然是磨刀霍霍，变相强拆屡屡皆是，其恐怖程度丝毫不下于强拆。
作为一名拆迁律师笔者认为，行政逼拆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其逼拆手段之恶劣无异于强拆，如安徽歙县笔者遇到这样一个案件：交警大队某中队指导员鲍家欣因被政府列入某项目的拆迁范围内，该县决定由公安局局长保户做鲍先生思想工作，（注：中纪委要求：严禁公安警察参与征地拆迁），由于顶头上司来动员拆迁鲍先生赶到压力特别大，不久由于不同意签字鲍先生被单位停职要求签字之后上班，鲍先生妻子为减轻丈夫的压力被迫与其离婚，自己承担房屋拆迁的所有事项，岂料该县公安局称：你们夫妻是假离婚，你必须作通家庭思想工作签字拆迁。不久为加快逼迁进度该县领导由国土资源局以没收为由对鲍先生的房屋进行行政处罚，意图强制拆除。
此类事件在绝非仅仅是一个个案，据笔者了解陕西周至县实施的中国楼观道文化展示区项目需占地33平方公里，在某村拆迁过程中没有发布《征收土地公告》要求征地和拆迁，由于该村部分群众长期不同意拆迁，村中出现大批社会人员，号称：不拆杀死，拆拆拆，杀杀杀；泉州晋江洪先生由于不同意拆迁补偿标准，拆迁指挥部工作人员称将按照“两违”建筑将其房屋拆除..... 行政处罚、按违章处理、停止公职等一切由行政机关掌握的权力都仍然出现于拆迁；税收、工商、消防、国土、建设、卫生等一切可以动用的部门总是为拆迁冲锋陷阵，由此可见行政强拆虽然取消，但是行政逼拆方兴未艾，一种变相的强拆依然在严重侵犯被拆迁人的权益。
行政逼拆是盲目追求政绩的结果，不好强拆只好逼拆。
根据多年的职业经验和社会实践，笔者以为在新拆迁法出台、禁止行政强拆的大环境下，行政逼拆现象产生、蔓延是强制拆除的心态在某些地方领导心中仍然没有消除、是片面追求政绩的结果。
在新拆迁法出台之前，由于可以通过责成部门强制拆除的方式，地方政府强制拆除公民房屋非常方便，只要经房管部门作出一个裁决，县政府便可责成行政部门强制拆除，而且行政诉讼不影响强制拆除决定的执行，为地方政府的强拆大开方便之门。
但是由于新拆迁法出台之后取消了地方政府强拆权，而是转为司法强拆，故某些地方政府为实现以前一样的高效率拆迁，往往利用行政权限逼拆。
司法强拆审核相对严格、时间较长，是地方政府热衷于行政逼拆又一重要原因。
按照《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的规定“被征收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不提起行政诉讼，在补偿决定规定的期限内又不搬迁的，由作出房屋征收决定的市、县级人民政府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按照新拆迁法的规定不仅取消了行政强拆，而且司法强拆在诉讼期间也受到一定的限制的，特别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坚决防止土地征收、房屋拆迁强制执行引发恶性事件的紧急通知》出台，给司法强拆权给予了更严格的限制，使强制拆除的行使已经不可能拥有以前那样的速度，甚至在诉讼期间要停止，这导致了一些地方政府主要精力集中到动员拆户上，而对于不愿意拆迁的人员只好通过逼迫的方式达成。
由于实施行政逼拆的幕后指使者往往是地方政府的领导，故胁迫者一般有恃无恐明知自己的目的不正当，但还是肆无忌惮，当然也不排除一些执法人员不愿意实施逼拆行为但是迫于上级压力没有办法，只好将道德和法律抛于脑后。如安徽歙县国土资源局在对鲍家欣先生进行行政处罚时讲到：领导安排的我们也没办法。一句话道出了行政逼拆的玄机。
我国大量被拆迁户的房屋手续不全,给行政逼拆制造了契机。
在我国公民自建房屋，特别是农村的房屋一般手续不全，房产证和土地证都具备的比例很小，而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用地规划许可证、施工许可证等规划、建筑方面手续齐全的则少之又少，同时政府部门往往在拆迁前几年就作出了规划，冻结拟拆迁区域内的所有房屋手续的办理。由于这样的原因地方政府往往抓住公民房屋手续不全，利用《城乡规划法》、《土地管理法》、《建筑法》等关于行政处罚的规定对号入座，不签字就按照违章建筑、非法建筑处理，被拆迁人只好签字。
其实这种手段是非常错误的，因为这种手续不全的原因不是来自于拆迁户而是执法落实不到位等社会原因造成的普遍现象，针对房屋登记手续不全的情况，《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专门规定了对登记不全的房屋进行调查、核实、认定，对于认定合法的要予以补偿；国务院《关于认真做好城镇房屋拆迁工作维护社会稳定的紧急通知》也要求对于历史原因造成手续不全的房屋予以补办手续，所以拿着行政处罚的幌子来胁迫被拆迁户是极端的错误，也是不符合政府的执政为民原则的。
行政强拆的主要手段是行政处罚、停止公职等行政手段，甚至夹杂了犯罪行为。
为逼迁所实施的各种行政手段从目的上来讲是违法的，由于意识到这一点地方政府往往会找一个合法的理由来进行掩饰，这就产生了安排规划、土地等部门检查房屋手续是否齐全；税务部门检查税收问题是否可以抓漏洞；工商部门寻找日常经营行为的问题；甚至计划生育、不给小孩上户口等都成为逼迁的手段，其影响涉及的公民和企业的方方面面，只要被这些部门盯上你不拆都不行，只要被这些部门盯上你就是去了在这里立足的根本。
行政手段固然是逼拆的主流，但是行政机关组织拆迁中也难以避免出现犯罪行为，如某县为实施拆迁雇佣的拆迁公司人员素质极端低下含有大量社会流氓混混，对群众实施恐吓等方式逼迁，笔者以为这属于有组织、有一定经济实力的临时组织、是带有黑社会的性质，如果达到一定程度应当属于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
地方政府是拆迁的主导者，同时又掌握着行政处罚的权力，当有人不配合的时候，盲目利用自己的权力来作为拆迁的筹码，几个部门包下一家进行联诛、对拆迁户的亲属株连、纵用社会人员实施口压迫群众是非常恐怖的行为，如鲍家欣事件，公职被停、夫妻被迫离婚、房子将要被没收，这一系列的问题说明一级地方政府如果把行政权力用到极致来对付一个普通老百姓是多么可怕。我们每一个人，都可能设想自己身处安徽歙县鲍家欣事件、泉州晋江洪昭权案件、陕西周至道文化展示区拆迁事件中，身处同类事件之中、身处同样的政府权力之下的进行感受——所谓“感同身受”。笔者关注的绝非这几个案件中的公正问题，更重要的是，如何才能从法治层面上根本性地解决行政权力的边界问题——这一问题困扰我们多年，而在以上三个案件中表现尤烈，是关乎一级政府如何与民众处理基本关系的大问题。只有这个问题解决了，才可以解决“一名公民如果在某个问题上让政府不如意就在一个地方无法立足”的问题。
行政逼拆折射出恐怖的现实：一个地方政府，当它特别强烈地想要办成一件事的时候，能够想得出怎样的办法、用得出怎样的权力。这种权力的直接承受者可能是部分公职人员、可能是存在一些问题拆迁户，而其实际影响所及，无疑是更广泛的社会公众，是整整一个地方社会。正是政府放大了它的权力，使它的触角伸展到家庭，伸展到公民其他的权利领域。这种过于强烈的行政意志和行权力度，可能使其“治下”的民众陷于绝望之境，鲍家欣家庭出现为此事而离婚的事例就是证明。如果一个政府行使其权力到了能够直接导致家庭破裂、社会失范的地步，那么这种行政可以说就是暴政，而无须问行使权力追求的目标是否公正了。　   行政逼拆反映出的问题，不是一个简单的政府权力“过大”的问题。政府的各项行政权，大都有其合法的来源，大都是维持社会正常运行、政府正常运转所必需的。当它们针对各种不同的对象分门别类地单独使用的时候，可能是公正的，也可能是不公正的。但是，当所有这些权力集中起来为了一个特定的目的来针对一个特定的对象的时候，肯定就是不公正的——哪怕这些权力要实现的目标是多么“正义”。这是程序的公正问题，而不是实质的公正问题。
党中央、国务院已经清晰的意识到了这些问题，2010年国务院下发《关于维护群众合法权益严格征地拆迁管理的紧急通知》随后国务院废止《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出台新拆迁法，中央纪委监察部、最高人民法院连续针对征地拆迁问题下发紧急通知，严格要求禁止暴力等不正当手段逼迁，如此强大的政策法律攻势下某些地方政府还在搞如此野蛮的逼拆，令人无法置信，无法置信什么样的法律、什么样的政策能够抵制地方政府逼拆的冲动。
江苏省镇江市人民政府


关于修订镇江市鼓励主城区工业企业退城进区办法的通知

镇政规发〔2012〕11号



各辖市、区人民政府，镇江新区管委会，市各委办局，各直属单位、企事业单位：

　　经市政府第32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决定对《镇江市鼓励主城区工业企业退城进区办法》（镇政发〔2006〕96号）作如下修改，请认真贯彻执行。

　　将第九条第二款修改为：“本办法自2006年11月1日起施行，待主城区工业企业退城进区全部完成后自行失效。过去本市有关文件与本办法不一致的，以本办法为准。”

　　

　　　　　　　　　　　　　　　　 二○一二年三月三十日



　　镇江市鼓励主城区工业企业退城进区办法

　　（镇政发〔2006〕96号通知印发，根据镇政规发〔2012〕11号通知修订）

　　

　　第一条 为鼓励和促进本市主城区内工业企业退城进区，进一步优化产业布局，加快生态市的建设，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主城区是指北起长江，南至312国道、沿江高速公路、沿江公路，西起戴家门路，东至横山东路的规划控制范围内的区域。

　　第三条 企业退城进区应当与镇江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一五”规划相衔接，符合城市总体规划、土地利用规划及环境保护规划要求；必须与全市工业规划布局调整相结合，有利于特色产业园区建设，实现企业集聚和产业集群；坚持走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的新型工业化道路；有利于企业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有利于企业安全生产，提高工业经济综合竞争力，有利于提升人居环境。

　　第四条　主城区内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工业企业应当根据产业布局发展规划，向省级以上经济开发区或经过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的工业集中区转移：

　　（一）不符合城市总体规划、不符合环境保护规划对城市功能格局有影响的；

　　（二）优化产业布局、调整产业结构需要搬迁的；

　　（三）企业需要通过改造扩建、做大做强的；

　　（四）实施城市公共基础设施建设需要占用企业土地的；

　　（五）其他需要退城进区的企业。

　　第五条　企业退城进区，应按照其行业特征在工业用地规划范围内的经济开发区、高新技术园区和工业集中区内统筹安排。

　　第六条　企业实施退城进区除按规定可以享受国家和省的相关政策支持外，还可同时获得以下政策或服务支持：

　　（一）用地供给：①优先安排用地指标。根据退城进区工业企业的用地计划，各辖市、区要在每年省下达我市用地计划的总盘中，优先安排退城进区工业企业的用地指标。符合镇发〔2005〕1号文件规定的项目用地，由市政府直接安排。②适当降低投资强度。工业企业退城后进入省级开发区的企业，土地投资强度一般为每亩不低于200万元，进入其他工业集中区的企业，投资强度一般为每亩不低于100万元。③给予政府收益扶持。退城进区工业企业原地块土地使用权，在符合城市规划和规划部门已明确功能的前提下，由市土地收储中心统一收储，入市交易后的土地出让总价款在缴纳出让规费和对原土地使用者的补偿费，并划出具有专项用途的资金（农业土地开发资金、被征地农民保障资金、收储基金、城镇廉租房保障资金）后，剩余土地净收益部分将根据退城进区企业的实际情况由财政予以补贴。其中，一般工业企业，可补贴土地出让净收益的30%；原高污染工业企业、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北部滨水区、南徐新城区内的工业企业，可补贴土地出让净收益的55%，提前完成搬迁的再予补贴5%。

　　市财政、审计等部门负责补贴资金的监督使用，确保用于企业搬迁改造。

　　（二）规划支持：所有退城进区的工业企业在原老城区内的工业用地，规划部门及时调整其用地性质。若原企业工业用地被规划为市政公共公益设施用地，由财政、国土、规划等部门按照相关规定，结合企业实际，研究提出相应的补偿标准，经市政府批准后实施。

　　对已列入市人民政府确定的2010年前限期搬迁改造计划的工业企业，市发改、经贸、规划、环保、安监等部门不再办理其在原址上的扩建、技改工程等相关手续。

　　（三）财税奖励：退城进区后的工业企业，自投产当年起两年内上缴税收地方留成的新增部分，由同级财政视情况给予奖励。

　　（四）环保支持：对符合环保专项资金使用范围的退城进区企业，积极争取和优先安排国债资金、省、市级污染防治和环境保护奖励资金。

　　（五）规费减免：退城进区工业企业新址工程建设项目的城市建设配套费，按不高于应收数额的30%收取。工程建设的其他各种规费除建筑工程质量监督费外，按不高于50%收取。

　　（六）服务保障：退城进区企业涉及供水、供电、供气、交通运输的，由市建设、水利、交通、自来水公司、供电公司、燃气公司等相关职能单位按照规定和承诺，提供优质服务保障。

　　第七条　实施退城进区的企业，应当向市经贸委提交退城进区的申请报告及实施方案，由市经贸委会同市发改委、规划局、环保局、财政局、国资委、国土局、安监局等相关部门审核并签署意见，报经市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涉及项目申报的企业，按项目申报程序报批实施。

　　第八条　申请实施退城进区的企业，需提交下列材料：

　　（一）企业申请；

　　（二）企业退城进区的实施方案，包括企业的基本情况、原房产、土地等情况；资产抵押保全情况；变现资金的使用投向；新厂建设可行性研究报告；新厂规划选址意见书、新址环境评价报告书（表）等；

　　（三）已改制企业对财政补贴资金使用方向的承诺书；

　　（四）其它审核机关认为必要的材料。

　　第九条　本办法由市经贸委负责解释。

　　本办法自2006年11月1日起施行，待主城区工业企业退城进区全部完成后自行失效。过去本市有关文件与本办法不一致的，以本办法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