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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人大常委会


河北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第12号）


　　《河北省农民工权益保障条例》已经河北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于2013年9月27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13年12月1日起施行。



　　2013年9月27日



河北省农民工权益保障条例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为了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构建和谐劳动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农民工，是指户籍在农村、有工资性收入的劳动者。

　　第三条 农民工的人身权、财产权、劳动权等各项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人格受社会尊重。

　　用人单位应当依法建立和完善规章制度，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

　　农民工应当遵守法律法规，遵守劳动纪律和职业道德，遵守用人单位依法制定的各项规章制度，自觉履行应尽的各项义务。

　　第四条 农民工的宅基地使用权和土地承包经营权受法律保护。

　　第五条 依法保障农民工的民主政治权利。

　　用人单位职工代表大会中，应当有农民工代表，保障农民工参与企业民主管理权利。

　　第六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按照公平对待、强化服务、完善管理、合理引导的原则，将农民工以及与其共同居住生活的配偶、未婚子女和父母的住房保障、义务教育、妇幼保健、计划生育等工作纳入公共服务和管理范围，并将有关经费列入本级财政预算。

　　第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健全完善农民工工作联席会议制度，定期研究、统筹协调农民工工作。

　　第八条农民工有权依法参加工会，用人单位工会应当依法吸收农民工入会，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限制或者变相限制农民工自愿加入工会。

　　第二章 就业服务

　　第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统筹城乡就业，将农村富余劳动力有序转移就业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和年度计划。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应当建立健全劳务输出输入工作机制，规范就业服务市场，落实城乡劳动者平等的就业制度。

　　第十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依照国家和本省有关规定，安排专门用于农村富余劳动力就业培训的资金，用于就业技能培训、引导性培训和职业技能鉴定考核。

　　第十一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设立的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应当免费向农村富余劳动力提供法律法规政策咨询、就业指导、职业介绍和职业技能培训服务。

　　鼓励教育机构、社会团体、其他培训机构以及个人开展针对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职业技能培训和就业服务。对提供公益性就业服务的，按照有关规定给予补贴。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行政部门应当建立和完善农村富余劳动力培训质量评估指标体系和绩效评估机制，根据培训质量和就业效果给予补贴。

　　第十二条 用人单位应当鼓励和支持农民工参加职业培训和职业技能鉴定。

　　第十三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等有关行政部门应当依法规范职业中介机构、劳务派遣机构和用人单位的招工用工行为，依法查处以职业介绍或者以招工为名损害农民工合法权益的行为。

　　第三章 劳动合同

　　第十四条招用农民工应当具备用工主体资格。建设单位、建筑施工企业等单位将工程(业务)发包或者分包给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组织或者个人，对该组织或者个人招用的农民工，由建设单位、建筑施工企业等单位承担用工主体责任。

　　第十五条 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即与农民工建立劳动关系。

　　用人单位应当自招用农民工之日起一个月内，与农民工订立书面劳动合同，明确各自的权利和义务，并按照规定办理劳动用工手续。

　　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满一年不与农民工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视为用人单位与其已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用人单位应当建立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全部职工名册、考勤记录等基础资料，并至少保存两年备查。

　　第十六条 农民工享有用人单位集体合同规定的权利，履行规定的义务。

　　企业职工一方在与用人单位进行平等协商，订立集体合同以及工资、劳动安全卫生、女职工权益保护等专项集体合同时，应当有农民工代表参加。

　　第十七条用人单位招用农民工不得收取或者变相收取抵押金、保证金以及其他不合理费用，不得扣押居民身份证、居住证、驾驶证、资格证、毕业证等证件。

　　第十八条用人单位实行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的，农民工平均日工作时间或者平均周工作时间应当符合国家法定标准。用人单位实行不定时工作制的，应当采用集中工作、集中休息、轮休调休、弹性工作时间等工作和休息方式。

　　第十九条 用人单位应当依法保障农民工结婚、孕期、产期、哺乳期的权益。

　　劳动合同中不得有限制农民工结婚、生育方面的内容。

　　用人单位不得因农民工结婚、怀孕、产假、哺乳等情形，解除其劳动合同。

　　第二十条劳务派遣单位应当督促接受以劳务派遣形式用工的单位（以下简称用工单位）执行国家劳动标准，改善劳动安全卫生条件，保障被派遣农民工的合法权益。

　　第二十一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等有关行政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对用人单位执行劳动合同的情况进行监督管理。

　　第四章 工资与支付

　　第二十二条 农民工与用人单位其他职工实行同工同酬，其工资的确定和调整与其他职工同等对待。

　　第二十三条 用人单位应当以货币形式每月按时、足额向农民工支付工资。

　　因农民工违规操作给用人单位造成经济损失，用人单位要求农民工赔偿的，应当按照劳动合同的约定处理。按照约定扣除工资赔偿经济损失的，扣除额不得超过农民工月工资额的百分之二十，且扣除后的剩余工资不得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

　　第二十四条用人单位在支付工资时，应当向农民工提供个人工资清单，书面记录支付劳动者工资的数额、项目、时间和领取工资者的签字，并至少保存两年备查。

　　第二十五条 设区的市和县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农民工工资清欠应急周转金制度，用于先行垫付被拖欠的农民工工资。

　　第二十六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应当建立健全工资支付监控制度，加强对建筑、矿山、装备制造、餐饮服务等行业农民工工资支付情况的监控。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住房和城乡建设行政部门应当建立建设领域工资保证金制度，督促建设单位和建筑施工企业按规定预存工资保证金。建设单位预存的工资保证金专项用于清偿因拖欠工程款而拖欠的农民工工资，建筑施工企业预存的工资保证金专项用于其承建项目拖欠的农民工工资。建设单位和建筑施工企业未按规定交纳农民工工资保证金的，不予办理施工许可证。建筑施工企业拖欠农民工工资的，建设单位不得组织工程竣工验收，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住房和城乡建设行政部门不予竣工验收备案。

　　交通、铁路、水利等行政部门应当督促用人单位按规定预存工资保证金，实行专户管理，用于支付被拖欠的农民工工资。

　　政府投资的工程由项目管理单位开设专用账户，从工程人工费中按规定扣存工资保证金，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

　　第二十七条 建筑工程实行总承包的，工程总承包企业负责所承包工程农民工工资支付，不得以工程款未到位为由拖欠农民工工资。

　　因建设单位或者工程总承包企业未按照合同约定支付工程款，致使建设工程承包企业拖欠农民工工资的，由建设单位或者工程总承包企业先行垫付拖欠的农民工工资。

　　第五章 社会保险

　　第二十八条用人单位应当依法为农民工参加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生育保险办理登记手续，并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

　　第二十九条用人单位对农民工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的，应当采取措施，使其得到及时救治，属于工伤事故的，应当向有关行政部门申请工伤认定。

　　用人单位未为农民工办理工伤保险的，农民工发生工伤，由用人单位依照法律规定的工伤保险待遇支付费用。

　　第三十条用人单位不得与农民工约定减轻或者免除其对农民工因工伤亡或者患职业病应当承担的法定责任。约定减轻或者免除责任的，约定无效。

　　第三十一条鼓励用人单位为从事建筑、矿山、危险化学品、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物品生产现场作业的农民工办理意外伤害保险，支付保险费用。

　　第六章 劳动安全卫生

　　第三十二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行政部门应当依法对用人单位安全生产工作实施监督管理。

　　各级人民政府以及有关行政部门、工会组织应当采取多种形式，宣传普及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相关知识，提高农民工的安全生产和防范意识。

　　第三十三条 用人单位应当加强安全生产管理，健全安全生产、劳动安全卫生操作规程和工作规范，加强日常检查监督。

　　用人单位应当以书面形式向农民工如实告知作业场所和工作岗位存在的危险因素、防范以及应急措施。

　　用人单位应当为农民工提供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职业安全卫生条件和必要的劳动防护设施、用品。

　　第三十四条 用人单位应当对农民工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保证农民工具备必要的安全生产知识。

　　从事特种作业工种的农民工应当依照国家有关规定经专门的安全作业培训，取得特种作业操作资格证书，方可上岗作业。

　　第三十五条用人单位对从事接触职业病危害作业的农民工，应当组织上岗前、在岗期间和离岗时的职业健康检查，将检查结果如实告知农民工，并建立健康监护档案，依照规定期限妥善保管。农民工离岗时，有权索取本人职业健康监护档案复印材料，用人单位应当如实无偿提供加盖单位印章的复印件。未进行离岗职业健康检查的，用人单位不得解除劳动合同。职业健康检查费用由用人单位承担。

　　用人单位对疑似职业病的农民工，应当及时安排诊断。在诊断或者医学观察期间，不得解除与农民工订立的劳动合同。

　　第三十六条农民工应当严格执行劳动安全生产规程，接受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掌握本职工作所需的安全生产知识，提高安全生产技能，增强事故预防和应急处理能力。

　　第三十七条 农民工有权对用人单位安全生产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提出批评、检举、控告；有权拒绝违章指挥、强令冒险作业。

　　第七章 公共服务

　　第三十八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依法将流动到本地的农民工以及与其共同居住生活的配偶、未婚子女、父母，纳入居住证管理范围。

　　公安机关应当为农民工以及与其共同居住生活的配偶、未婚子女、父母办理居住登记、居住变更登记提供服务。

　　持有居住证的农民工以及与其共同居住生活的配偶、未婚子女、父母，符合规定条件的，可以申请办理居住地常住户口。

　　第三十九条 用人单位为农民工提供的居住场所应当符合基本的卫生和安全条件。

　　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将危房、违法建筑、超过许可期限的临时建筑提供或者出租给农民工居住。

　　第四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符合条件的农民工纳入城镇住房保障体系。

　　第四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应当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将符合低保条件的困难农民工家庭纳入最低生活保障范围。

　　第四十二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保障农民工子女享受平等的义务教育权利，将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纳入当地教育规划，按照实际在校人数拨付学校公用经费，所需经费列入本级财政预算。

　　教育机构对辖区范围内接受义务教育的农民工子女就学不得收取借读费、赞助费，不得违反规定收取其它费用。

　　第四十三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口和计划生育行政部门应当做好农民工计划生育工作，向育龄农民工免费提供符合规定的计划生育、生殖保健等服务项目和药具。

　　第四十四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应当加强对农民工的健康教育宣传，做好农民工疾病预防控制工作和适龄子女的免疫工作。

　　第四十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为农民工提供公共文化服务，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公益文化活动。

　　鼓励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组织以及文化经营单位、文艺工作者为农民工提供免费或者优惠的文化产品和服务。

　　用人单位应当加强文化活动场所建设，支持农民工开展文明健康的文化娱乐活动。

　　第四十六条 农民工在参与评定技术职称、晋升职务以及评选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等方面，与其他职工享有同等权利。

　　第八章 权益救济

　　第四十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应当受理农民工的举报和投诉，依法开展劳动保障监察。

　　(下转第八版)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住房和城乡建设行政部门应当建立建筑施工企业信用制度，加强对建设领域市场主体的监管。

　　第四十八条 农民工认为有关行政部门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四十九条工会组织对用人单位侵犯农民工合法权益的行为，应当依法提出纠正意见。用人单位应当在接到工会意见十五日内书面答复处理结果。对不纠正又不答复的，工会组织可以提请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等有关行政部门依法处理。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等有关行政部门对本级工会组织提请处理的用人单位的违法行为，应当依法处理，并在六十日内将处理情况书面告知工会。

　　第五十条 农民工与用人单位发生劳动争议，可以通过协商达成和解协议。

　　当事人不愿协商、协商不成或者达成和解协议后不履行的，可以向本单位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所在地劳动争议调解组织或者人民调解组织申请调解。

　　不愿调解、调解不成或者达成调解协议后不履行的，可以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对仲裁裁决不服的，除法律另有规定以外，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五十一条因支付拖欠劳动报酬、工伤医疗费、经济补偿或者赔偿金事项达成调解协议，用人单位在协议约定期限内不履行的，农民工可以持调解协议书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支付令。

　　第五十二条 农民工因请求支付劳动报酬或者工伤赔偿申请法律援助的，各级法律援助机构应当积极提供法律援助。

　　各级工会、妇联等社会团体应当结合自身职责，为农民工提供法律援助服务。

　　第九章 法律责任

　　第五十三条各级人民政府及所属行政部门工作人员违反本条例，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本级或者上级人民政府有关行政部门或者监察机关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向农民工或者用人单位非法收取费用的；

　　(二)对侵害农民工合法权益的行为不依法处理的；

　　(三)侵害农民工人身权、财产权和劳动权的；

　　(四)贪污、截留或者挪用农民工就业培训专项资金、农民工工资保证金等资金的。

　　第五十四条用人单位违反本条例规定，限制或者变相限制农民工依法参加工会的，由工会组织提请本级人民政府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拒不改正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依法处理，并将处理结果书面答复相关工会。

　　第五十五条用人单位违反本条例规定，在招用农民工时收取或者变相收取抵押金、保证金以及其他不合理费用，扣押农民工居民身份证、居住证、驾驶证、资格证、毕业证等证件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责令限期退还本人，并依照有关规定给予处罚。

　　第五十六条 用人单位将工资支付给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组织或者个人，致使拖欠农民工工资的，应当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建设单位、建筑施工企业等单位违反本条例规定，将工程(业务)发包或者分包给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组织或者个人，给农民工造成损害的，建设单位、建筑施工企业等单位与该组织或者个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第五十七条 用人单位违反本条例规定解除农民工劳动合同的，应当依法向农民工支付赔偿金。

　　农民工违法解除劳动合同或者违反劳动合同约定给用人单位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给予赔偿。

　　第五十八条劳务派遣单位未依法履行督促义务，用工单位不符合劳务派遣用工条件而使用劳务派遣工，用工期间因同工不同酬等歧视性规定给农民工造成损害的，劳务派遣单位与用工单位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第五十九条用人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支付农民工劳动报酬、经济补偿；逾期不支付的，责令用人单位按照应付金额百分之五十以上百分之一百以下的标准向农民工支付赔偿金:

　　(一)拒不支付农民工工资的；

　　(二)未足额支付农民工工资的；

　　(三)低于集体合同约定或者当地最低工资标准支付农民工工资的；

　　(四)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未依照规定向农民工支付经济补偿的。

　　第六十条建设单位和建筑施工企业未在开户银行开设专用账户或者未按规定预存工资保证金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住房和城乡建设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

　　第六十一条建筑施工企业违反本条例规定，拖欠、未足额支付农民工工资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支付；逾期拒不支付的，依法给予行政处罚。拒不支付农民工工资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住房和城乡建设行政部门可以从农民工工资保证金中支付；情节严重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住房和城乡建设行政部门停止其投标资格、清出建筑市场；涉嫌构成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移送司法机关。

　　第六十二条用人单位未向农民工提供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劳动防护用品和劳动防护设施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可以并处五万元以下罚款。

　　用人单位未对从事接触职业病危害作业的农民工进行职业健康检查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可以并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

　　用人单位违反劳动安全生产规定造成农民工伤害事故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依法处罚。

　　用人单位未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的有关规定追究法律责任。

　　第六十三条 用人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依法给予行政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以暴力、威胁或者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手段强迫农民工劳动的；

　　(二)侮辱、体罚、殴打、非法搜查和拘禁农民工的。

　　第六十四条违反本条例规定，拒不招收农民工子女入学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对有关单位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给予处分。

　　违反有关规定向农民工子女收取费用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监察、价格、教育等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对有关单位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给予处分。

　　第六十五条房屋出租人将危房、违法建筑、超过许可期限的临时建筑出租给农民工居住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住房和城乡建设等行政部门依法处理；给农民工造成损害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十章 附 则

　　第六十六条 本条例自2013年12月1日起施行。

税法公平价值论*

李 刚**

目 次
前 言
第一章 税法公平价值研究之基础——若干基本概念的界定
第一节 税收与税法
税收的起源·税收（法）的本质·税收和税法的概念
第二节 税法的价值与基本价值
税法的价值的概念与含义·税法的基本价值
第二章 税法的公平价值
第一节 税法的公平价值体系
第一层次的形式正义——税法的平等适用·第二层次的实质正义——税法的征税公平·第三层次的本质公平——税法的起源
第二节 税法公平价值研究的理论意义
重新明确税法的公平价值与效率价值之间的关系·为税法价值论的形成奠定基础
第三章 中国税法之现代化——由税法公平价值研究引出的若干思考
第一节 中国税法之现代化概述
概念与内容·支点与核心——契约精神
第二节 中国税法之现代化的主要内容
由依法治税到税收法治·立法方面：在税法的公平价值观念下确立税收法定主义，为依法治税提供立法保障·执法和守法方面：以税法的公平价值观念指导重构税收法律意识，为依法治税创造思想条件和观念基础


前 言


税法学与其它法学学科相比较，还是一门新的学科。即使是美国、德国等法律制度和法学研究较发达的国家，将税法作为法学的一门独立学科进行研究和教学，一般说来也才开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在日本，对税法的正式研究则始之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1]而在新中国，法学研究自二十世纪三十至四十年代起步后，遭受了五十至六十年代的挫折，在七十年代以后才进入现代法学的复兴和发展时期。[2]其中，税法学研究更是晚了近十年，从八十年代中期发端，至今也不过十四、五年的时间；[3]加上在研究方法和研究人员的知识结构等方面的原因，中国税法学研究目前还存在着不少问题和亟需改进之处。[4]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税法学基本理论研究的不足。所以，加强税法学基本理论研究就成了税法学研究的当务之急。因为，其一，唯有奠定坚实的基本理论的基础，才能构筑并建设好税法学学科的大厦；其二，也唯有在税法学基本理论方面下工夫，才能凸现税法学研究与税收学研究之间的区别，从而改变长期以来税法学实际上依附于税收学的非正常状况。
笔者之所以选择“税法的公平价值”为题，既欲以不逮之力填补税法学研究目前为止之空白，又图凭非分之心反思税法学之基本理论进而为修正、完善之事。换言之，笔者意欲集研习税法学两、三年来于税法的本质、概念和特征、税收法律关系、税法的基本原则、税收立法、税收法律意识等税法学基本理论问题的所思所想，以“税法的公平价值”一题为点，切入并进而扩展至整个税法学基本理论。
纵观新中国税法学研究有史以来的研究成果，其赖以建立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中的国家分配论和国家意志论，而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是与“阶级斗争”、“强制”、“义务”等名词和观念紧密相连的，由此这些名词和观念亦进入税法学理论，成为其内在的、被认为是完全合理的本质因素，进而影响乃至主宰了税法学基本理论和具体制度的方方面面。此其一。其二，税法学理论研究者由于其自身知识结构的局限，并受长期以来注释法学和服务法学的驱动，以及依附于税收经济学研究的惯性作用，偏重于对税法作制度层面上的建构和释义，淡化、忽视甚至回避了有如税法的起源和本质等根本性的基本理论问题，更遑论与其他法学学科的交叉、融合分析与研究。[5]时至今日，在新中国建立和发展以“公平、自由和效率”为内在理念和价值追求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下，税法学理论研究和实务操作由于上述两大根本原因而有陷入难以为继之虞，仍然仅作制度层面上的注释甚至创新，以及实务操作方面的改进乃至完善，亦难救其于困境之中。
其间，虽有不少税法学者对西方的税法理论和制度作过介绍和研究，谓之“借鉴和参考”。但多数仍然只是制度层面上简单的“移植和借用”，并未从深层次的理论角度去考察西方税法理论的合理性，进而以此反思我国税法基本理论的不足和欠缺之处。笔者经过认真、慎重地比较研究，认为，我们可以借鉴和参考西方以“社会契约论”为理论基础的税收理论──如公共需要论和交换说等──中的合理因素，来修正、完善我国税法的基本理论。这一合理因素，概言之，即为“契约及契约精神”。“契约精神来自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所派生的契约关系及其内在原则，是基于商品交换关系的一般要求而焕发出的一种平等、自由和人权的民主精神”。[6]契约及其所内涵的契约精神，不仅是现代市场经济本质要求的最佳体现，也是现代法治国家不可或缺的“灵魂”；其对“平等和自由”的价值追求，恰恰可以弥补传统税法学理论过分强调“税收的强制性和义务性”等观念所导致的不足和欠缺，不仅可以改善传统税法学理论中征税主体和纳税主体相对立的局面，而使之趋向于和谐一致，还可以赋予税法学理论在跨世纪进程中为适应经济、政治和社会关系的变革而必备之调适能力和创新性。更为重要的是，在中国法学现代化的大背景中，以“契约精神”为支点和核心，反思和修正我国传统税法学理论，可以为我国税法之现代化提供一条理论上可能的途径，或者至少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从某种角度来说，本文所探讨的“税法的公平价值”即是上述“契约精神”于税法领域的展现。换言之，笔者是在所谓“现代税法学基本理论”（请允许我暂时如此称呼）的基础上展开对“税法的公平价值”的探索和讨论，并试图由此发散和折射出笔者对“中国税法之现代化”问题的若干思考。至于其全面、深入的研究及体系的构建——即税法价值论的形成，则有待于笔者日后在导师提携和学友帮助之下循序渐成。


第一章 税法公平价值研究之基础
──若干基本概念的界定

如前言所述，传统税法学由于支撑其理论的基础──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分配论和国家意志论的不足以及研究方法的偏误等两大根本原因，逐渐陷入难以为继的困境，仍于其理论框架中再行制度注释甚或“理论创新”之举，对中国税法之跨世纪变革，或曰其现代化并无多大裨益。故笔者意欲在所谓“现代税法学”理论的基础上展开对本题的讨论。而水自源来、木从本出，对现代税法学加以大致描述的最佳途径无疑是从税法学基本概念的界定入手。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对税收和税法等基本概念加以界定的意义，不仅在于为本文对税法公平价值的研究提供一个理论基础，同时也是为了明确作为理论工作者准确使用概念和范畴的“自我意识”和“社会责任感”，避免因对概念和范畴理解的不一致而引起无谓的争论。[1]换言之，本文对税法的公平价值的探讨，是建立在笔者对税法学基本概念的重新界定、乃至对税法学基本理论的重新思考的基础之上。

第一节 税收、税法与税收法律关系

“税收和税法之间天然的、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似乎已经成为税法学者应当牢记的第一条规律。[2]因此，在界定税法概念之前明确税收的含义也就成为一种惯例。而本文正是在解决了税收起源、亦即税法本质问题的前提下，来界定税收概念的。

税收的起源[3]

“‘自从恺撒奥古斯都以后，实现了对整个世界的课税。’（《新约·路加福音》第二章第一节）事实的确如此，从那时起，世界一直处于‘恺撒时代’”。[4]在税收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的早期，普遍的观点认为，“纳税”是人与生俱来的义务，而“征税”也是国家顺理成章的权利（力）；但是，这一观念的合理性在14、15世纪文艺复兴运动兴起后开始受到挑战。这一挑战最初来源于对国家起源问题的探讨。荷兰伟大的法学家和思想家格老秀斯（Hugo Grotius）把国家定义为“一群自由人为享受权利和他们的共同利益而结合起来的完全的联合”，提出了国家起源于契约的观念。[5]英国思想家霍布斯（Thomas Hobbes）认为，国家起源于“一大群人相互订立信约”，“按约建立”的“政治国家”的一切行为，包括征税，都来自于人民的授权；人民纳税，乃是因为要使国家得以有力量在需要时能够“御敌制胜”。[6]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辩护人、思想家洛克（John Locke）在试图以自然法学说说明国家的起源和本质问题时，提到：“诚然，政府没有巨大的经费就不能维持，凡享受保护的人都应该从他的产业中支出他的一份来维持政府。”[7]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Montesquieu）在其代表作《论法的精神》中专章（第十三章──笔者注）论述了“赋税、国库收入的多寡与自由的关系”。他认为，“国家的收入是每个公民所付出的自己财产的一部分，以确保他所余财产的安全或快乐地享用这些财产。”[8]而作为社会契约观念集大成者的卢梭（Rousseau）则将国家起源于契约的理论作了最为系统的表述。对他而言，社会契约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就是“要寻找出一种结合的形式，使它能以全部共同的力量来卫护和保障每个结合者的人身和财富”，“每个结合者及其自身的一切权利全部都转让给整个的集体。”[9]
因此，在古典自然法学家们看来，国家起源于处于自然状态的人们向社会状态过渡时所缔结的契约；人们向国家纳税──让渡其自然的财产权利的一部分──是为了能够更好地享有他的其他的自然权利，以及在其自然权利一旦受到侵犯时可以寻求国家的公力救济；国家征税，也正是为了能够有效地、最大限度地满足上述人们对国家的要求。无论如何，纳税和征税二者在时间上的逻辑关系应当是人民先同意纳税并进行授权，然后国家才能征税；国家征税的意志以人民同意纳税的意志为前提，“因为如果任何人凭着自己的权势，主张有权向人民征课赋税而无需取得人民的那种同意（指“由他们自己或他们所选出的代表所表示的大多数的同意”──引者注），他就侵犯了有关财产权的基本规定，破坏了政府的目的。”[10]所以，人民之所以纳税，无非是为了使国家得以具备提供“公共服务”（public services）或“公共需要”（public necessity）[11]的能力；国家之所以征税，也正是为了满足其创造者──作为缔约主体的人民对公共服务的需要。
19世纪末以来至20世纪中叶，随着资本主义从自由走向垄断，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也逐步从经济自由主义转向国家干预经济的凯恩斯主义；与此同时，作为国家宏观调控的经济手段之一的税收和法律手段之一的税法，其经济调节等职能被重新认识并逐渐加以充分运用。今天，在现代市场经济日益向国际化和全球趋同化方向发展的趋势下，世界各国在继续加强竞争立法、排除市场障碍、规制市场秩序、维持市场有效竞争，并合理有度地直接参与投资经营活动的同时，越来越注重运用包括税收在内的经济杠杆对整个国民经济进行宏观调控，以保证社会经济协调、稳定和发展，也就满足了人民对经济持续发展、社会保持稳定的需要。[12]

税收（法）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