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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人大常委会


安徽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公告第三十九号



《安徽省内部审计条例》已经2011年8月19日安徽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12年1月1日起施行。



安徽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11年8月22日




安徽省内部审计条例

（2011年8月19日安徽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通过）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内部审计工作，规范内部审计行为，改善经济管理，促进廉政建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和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内部审计，是指单位依法独立开展监督和评价本单位及所属单位财政收支、财务收支及其他经济活动的真实、合法和效益的行为。

第三条 本省依法属于审计机关审计监督对象的国家机关、金融机构、企业事业组织、社会团体以及其他单位，应当建立健全内部审计制度，开展内部审计工作。

鼓励和支持非公有制企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等单位建立健全内部审计制度，开展内部审计工作。

第四条 内部审计工作应当遵循依法、独立、客观、公正的原则。

第五条 单位主要负责人或者权力机构领导本单位的内部审计工作，保障内部审计机构或者人员依法履行职责。

第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审计机关负责指导和监督本行政区域内的内部审计工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其他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在其职权范围内，加强对本行业、本系统内部审计工作的指导和监督。


第二章 机构与人员


第七条 下列单位应当设立独立的内部审计机构：

（一）国有、国有资本占控股或者主导地位的金融机构；

（二）大中型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占控股或者主导地位的企业；

（三）上市公司；

（四）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应当设立内部审计机构的单位。

前款规定设立内部审计机构的单位，可以根据需要设立审计委员会，配备总审计师。

第八条 实行省级垂直管理的部门，财政收支、财务收支数额较大或者下属单位较多的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以及其他单位，应当加强内部审计机构建设，可以根据需要设置内部审计机构，或者授权本单位内设机构履行内部审计职责。

第九条 设立独立的内部审计机构的单位，应当配备相应的内部审计人员。内部审计人员应当具备从事内部审计工作所需的专业知识和业务能力，定期接受内部审计业务岗位培训。

内部审计机构负责人应当具有审计或者相关专业中级以上技术职务资格、执业资格或者具有三年以上审计、会计等相关工作经历。

内部审计机构负责人在任期内没有违法失职或者其他不符合任职条件的情况的，不得随意撤换。

第十条 内部审计机构和内部审计人员履行职责所需经费，应当列入本单位财务预算，予以保障。


第三章 职责与权限


第十一条 内部审计机构和内部审计人员应当按照本单位主要负责人或者权力机构的要求，依法履行下列职责：

（一）对本单位及所属单位的财政收支、财务收支及有关经济活动进行审计；

（二）对本单位及所属单位的基本建设项目、技术改造项目以及重大投资活动进行审计；

（三）对本单位内设机构及所属单位主要负责人任期经济责任履行情况进行审计；

（四）对本单位及所属单位经济管理和效益情况进行审计；

（五）对本单位及所属单位内部控制制度的健全性、有效性以及风险管理情况进行评审；

（六）对本单位及所属单位与财政收支、财务收支有关的经济活动开展专项审计调查；

（七）办理审计机关委托的有关审计或者审计调查事项；

（八）法律、法规规定和本单位主要负责人或者权力机构要求办理的其他审计事项。

第十二条 内部审计机构和内部审计人员按照本单位主要负责人或者权力机构的要求，依法履行职责时享有下列权限：

（一）要求被审计对象按时提供有关财政、财务收支计划、预算执行情况、决算、会计报表及相关经济活动的资料和电子数据以及必要的电子计算机技术文档；

（二）参加或者列席本单位及所属单位召开的重大投资、资产处置、财政收支和财务收支预算、决算及其他与经济活动有关的会议等；

（三）审查财务、会计及经济活动的资料、文件和与审计内容有关的计算机管理信息系统及相关电子数据；

（四）对审计事项中的有关问题，依法向有关单位和个人开展调查和询问，取得相关证明材料；

（五）对可能被转移、隐匿、篡改、毁灭的有关财务会计及相关经济活动的资料或者资产，报经本单位主要负责人或者权力机构批准，予以暂时封存；

（六）对经济活动中的违法、违规行为予以制止，提出纠正、处理意见以及改善管理的建议；

（七）经本单位主要负责人或者权力机构批准，公示有关审计情况和结果；

（八）对本单位内设机构及所属单位严格遵守财经法规、经济效益显著、贡献突出的集体和个人，向本单位主要负责人或者权力机构提出表彰、奖励的建议。

第十三条 内部审计机构和内部审计人员开展内部审计工作，应当遵守内部审计职业规范，依法履行职责。

内部审计人员不得从事可能影响其依法履行职责的经营管理或者财务工作，不得参与原经办业务的审计事项。

内部审计人员实施内部审计时，与被审计对象或者审计事项有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

第十四条 单位主要负责人或者权力机构在管理权限范围内，可以授予内部审计机构通报、责令改正以及按照有关规定收缴违纪、违规资金的处理权。


第四章 审计程序


第十五条 内部审计机构应当制定年度审计工作计划，报单位主要负责人或者权力机构批准后实施。

第十六条 内部审计机构根据年度审计工作计划确定审计项目，组成审计组实施审计。审计组成员不得少于2人。

审计组实施审计前，应当向被审计对象送达审计通知书。

第十七条 审计组实施审计后，应当向内部审计机构提交书面报告。

内部审计机构应当对审计组提交的书面报告进行复核，并报经本单位主要负责人或者权力机构同意后下达审计结论。

审计结论应当对审计事项作出评价，提出纠正和处理违法违规行为以及改进经济管理、提高经济效益的意见和措施。

第十八条 被审计对象应当按照审计结论的要求及时整改，并在规定期限内向内部审计机构报告执行情况。

被审计对象对审计结论有异议的，可以向本单位主要负责人或者权力机构提起申诉。单位主要负责人或者权力机构应当处理。

第十九条 经内部审计，被审计对象有下列情形之一，由单位依照法律、法规规定移交有关机关依法处理：

（一）偷税、逃税；

（二）隐瞒、截留收入和利润；

（三）挤占、挪用专项资金；

（四）不依法设置会计账簿或者私设会计账簿，私存私放公款；

（五）编制虚假财务会计报告；

（六）浪费国家资金或者造成国家资金流失；

（七）违反财经法律、法规的其他情形。

第二十条 内部审计机构在必要时可以开展后续审计，检查被审计对象采取的整改措施及效果，并向本单位主要负责人或者权力机构提交后续审计结果。

第二十一条 审计机关和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开展有关工作时，可以利用内部审计成果。

依法属于审计机关审计监督对象的单位在考核、奖惩、任免本单位及所属单位有关工作人员时，应当将内部审计结论作为重要依据。

第二十二条 单位应当建立健全内部审计档案管理制度，并按有关规定妥善保管内部审计档案资料。


第五章 指导与监督


第二十三条 审计机关应当对下列事项进行指导和监督：

（一）依据法律、法规和上级审计机关的有关规定，制定内部审计规章制度；

（二）督促审计监督对象建立健全内部审计制度，按照规定设立内部审计机构，配备内部审计人员；

（三）对审计监督对象建立健全内部审计制度和开展内部审计工作的情况进行检查和评价；

（四）总结、推广内部审计工作先进经验，对内部审计工作成效显著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和奖励；

（五）维护内部审计机构和内部审计人员的合法权益；

（六）指导和监督内部审计协会开展活动；

（七）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事项。

第二十四条 审计机关可以通过内部审计协会，加强对内部审计工作的业务指导和监督。

第二十五条 依法属于审计机关审计监督对象的单位，应当按照规定向审计机关报告内部审计工作情况。

第二十六条 内部审计机构或者内部审计人员对被审计对象的违法、违规行为，经向单位主要负责人或者权力机构报告后，单位主要负责人或者权力机构不予处理或者处理明显不当的，可以向审计机关报告。

第二十七条 审计机关对内部审计工作中的违法、违规行为，应当责令有关单位限期改正。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未建立内部审计制度、开展内部审计工作的，由审计机关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审计机关认为应当给予处分的，向有权机关提出给予处分的建议。有权机关应当依法及时处理，并将处理结果书面通知审计机关。

第二十九条 被审计对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单位主要负责人或者权力机构责令改正，并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理：

（一）拒绝接受或者不配合内部审计工作的；

（二）拒绝、拖延提供与内部审计事项有关的资料，或者提供资料不真实、不完整的；

（三）拒绝执行审计结论的。

第三十条 内部审计机构有下列情形之一，未构成犯罪的，由单位主要负责人或者权力机构责令改正，并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理：

（一）隐瞒审计查出的问题或者提供虚假审计结论的；

（二）泄露国家秘密或者泄露被审计对象商业秘密的；

（三）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守的；

（四）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三十一条 单位主要负责人或者权力机构的有关责任人有下列情形之一，未构成犯罪的，由有权机关依法给予处分：

（一）打击、报复、陷害内部审计人员的；

（二）授意、指使、强令内部审计机构或者内部审计人员出具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审计结论的；

（三）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七章 附 则


第三十二条 本条例所称单位主要负责人，是指国家机关的行政首长及其他法人组织的法定代表人。

本条例所称权力机构，是指企业法人组织依法行使决策权的机构。

本条例所称被审计对象，是指本单位内设机构、所属单位及个人。

第三十三条 本条例自2012年1月1日起施行。



论对向犯

侯斌


摘要：我国刑法理论对对向犯鲜有研究，但刑法规定的犯罪却有这样的形态。在以人为对象的犯罪中，行为人与相对人的行为各自指向自己的相对方，并以对方的行为存在为要件的犯罪形态即是对向犯。我国刑法对对向犯的对向关系双方行为人规定有三种处罚方式：同罪同刑、异罪异刑和只罚一方。对于前两种应当按照刑法规定予以定罪量刑。对于第三种情况，笔者认为，一般情况下应当只处罚刑法规定的构成犯罪的一方，另一方不予处罚。但是，如果“不罚一方”的行为属于超出了对向行为的正常模式的教唆行为或者帮助行为，就可以根据刑法关于共同犯罪的规定追究其共犯的刑事责任。
关键词：对向关系；对向犯；共同犯罪；刑事责任

在以人为对象的犯罪中，行为人与作为对象的人之间存在着两种关系：一是被害关系，二是对向关系（也称对合关系）。在被害关系中，存在的是加害人与被害人的关系。在对向关系中，没有被害人，行为双方不是加害人与被害人的关系，而是互为行为对向的关系，即行为双方各自指向自己的相对方，并且以相对方的行为存在为要件的交互关系[1]，例如受贿行为与行贿行为之间就是典型的对向关系。对于存在这种对向关系的犯罪形态，我们可以称之为对向犯。
在刑法理论中，对向犯概念常见于关于必要共同犯罪的表现形式的论述中，认为，刑法分则规定的必要共同犯罪包括对向犯和多众犯两种形式[2]。但是，必要共同犯罪应当以共犯一罪为特征，而对向犯包括了双方行为人共同构成同一罪，或者各自构成不同的罪，或者只有一方构成犯罪，另一方不构成犯罪三种情形，后两种情形要称之为必要共同犯罪实为不妥。因此，笔者认为，对向犯概念不应仅限于必要共同犯罪之中，而应当广义地理解为具有对向关系的犯罪形态。它包括必要共同犯罪中的对向犯形式，但不止于该种情形，还应当包括那些虽然双方行为人不构成共同犯罪，但犯罪之间具有对向关系的情形。这也是本文所称对向犯的内涵。
从上面的表述可以看出，对向犯具有以下特征[3]：一是对向性。即对向犯双方行为人具有互为行为相对人的关系，彼此依存，缺一不可。二是犯罪性。对向犯既可以是对向关系双方构成同一罪，也可以是构成不同的罪，还可以是一方构成犯罪，另一方不构成犯罪，但必须以至少一方构成犯罪为前提。三是法定性。对向犯是一种法定的犯罪形态，是由刑法加以规定的，因此也应当根据刑法加以认定。
一、对向犯类型
对向犯可以从对向关系的表现分类，如分为买卖关系的对向犯、管理关系的对向犯等，也可以从法律规定的对向犯的定罪处罚的情形来加以分类。考虑到对向犯是刑法规定的一种犯罪形态，故从刑法规定的定罪处罚情形来对对向犯进行分类更加科学。由此，对向犯可以分为三种类型：
（一）同罪同刑
同罪同刑就是对对向行为的双方都确定相同的罪名，并规定相同的法定刑。这类对向犯是真正的必要的共同犯罪。就其对向关系的表现来看，包括了买卖关系、招投标关系、相婚关系等。
1、买卖关系的对向犯。这类对向犯行为双方的对向关系表现为买卖关系，一方购买，一方出卖，我国刑法规定无论是买方还是卖方均构成犯罪，并且主要以“非法买卖……罪”的形式规定在同一个罪名中。具体犯罪包括：（1）出售、购买假币罪；（2）非法买卖枪支、弹药、爆炸物罪；（3）非法买卖核材料罪；（4）非法买卖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罪；（5）非法买卖警用装备罪；（6）收购、销售赃物罪；（7）非法收购、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罪；（8）非法买卖制毒物品罪；（9）非法买卖毒品原植物种子、幼苗罪；（10）买卖武装部队公文、证件、印章罪；（11）非法买卖军用标志罪。
2、其他关系的对向犯。即对向犯行为双方的对向关系是除买卖关系之外的其他关系，包括招投标关系、相婚关系、接送关系等。具体犯罪包括：（1）串通投标罪。在招投标中，招标与投标是发包建设工程、购买成套设备等民事经济活动中采用的有组织的市场交易行为，两者之间存在对向关系。如果招标人与投标人串通投标，损害国家、集体、公民的合法利益，即构成串通投标罪，属于对向犯。（2）重婚罪。重婚罪中，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结婚的，是相婚行为，也构成重婚罪。重婚者与相婚者之间存在对向关系，构成对向犯。（3）接送不合格兵员罪。接受方与输送方一接一送，双方存在对向关系，构成对向犯。
（二）异罪异刑
异罪异刑是指法律规定对向行为的双方都构成犯罪，但是却规定了不同的罪名，并适用不同的法定刑。该类对向犯不是共同犯罪。其对向关系的表现为买卖关系、行受贿关系和管理关系。
1、买卖关系的对向犯。具体犯罪有：（1）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与非法购买增值税专用发票罪；（2）拐卖妇女、儿童罪与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
2、行受贿关系的对向犯。具体犯罪有：（1）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与对公司、企业人员行贿罪；（2）受贿罪与行贿罪；（3）单位受贿罪与对单位行贿罪。
3、管理关系的对向犯。具体犯罪有：（1）偷税罪与徇私舞弊不征、少征税款罪；（2）脱逃罪与私放在押人员罪；（3）走私罪与放纵走私罪；（4）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与放纵制售伪劣商品犯罪行为罪；（5）偷越国（边）境罪与放行偷越国（边）境人员罪。
（三）只罚一方
对向犯的双方行为人并不一定都构成犯罪，对于一些对向犯，法律规定只有一方构成犯罪，而另一方不构成犯罪，只是一般的违法行为。该类对向犯的对向关系主要还是买卖关系，还有挪用-使用关系等。具体犯罪如：销售侵权复制品罪与购买侵权复制品行为；倒卖文物罪与购买文物行为；贩卖淫秽物品牟利罪与购买淫秽物品行为；贩卖毒品罪与购买毒品的行为；伪造、变造居民身份证罪与买假身份证的行为；挪用公款罪与他人使用挪用的公款行为等，但不止于这些犯罪行为。
二、对向犯的刑事责任
如前所述，根据刑法规定的处罚方式的不同，对向犯可以分为同罪同刑、异罪异刑和只罚一方三种类型。这样分类同时表明了刑法对对向犯刑事责任的确定方式：对于属于同罪同刑的对向犯，对向关系双方行为人构成共同犯罪，定同一罪名，并在法定刑范围内，按照共同犯罪人的量刑原则予以量刑；对于属于异罪异刑的对向犯，对向关系双方行为人分别按照各自触犯的罪名定罪量刑；对于刑法规定只处罚一方的对向犯，一般认为只对刑法规定构成犯罪的一方定罪量刑，而另一方不构成犯罪。
对于前两种类型的对向犯的刑事责任的确定一般不存在什么争议，应当按照刑法规定的罪名定罪量刑。值得一提的是，对于异罪异刑的对向犯，我们不能适用刑法关于共同犯罪的规定来追究双方的共犯的刑事责任，而应当分别定罪。存在争论的是第三种类型的对向犯，该种对向犯，刑法只明确规定对向关系的一方所触犯的罪名，对另一方没有明确规定构成犯罪，那么能否以刑法关于共同犯罪的规定来追究其刑事责任呢？例如贩卖和购买淫秽物品行为，法律只规定贩卖一方构成贩卖淫秽物品牟利罪，购买一方并不构成犯罪，对购买一方能否作为贩卖淫秽物品牟利罪的共犯来处罚？对此，理论界有不同的主张。否定说认为：如果法律规定的构成要件必须包含或必须以另一个主体的行为为前提，但法律并没有规定应对该主体进行处罚，那就意味着法律没有要处罚该主体的意思，如果按照刑法关于共同犯罪的一般规定来加以处罚就违背了罪刑法定原则[4]。肯定说则认为：如果对向犯参与一方的行为属于正常情况，不追究其刑事责任，但是，如果这种参与行为是反常的、过分的，则应当适用总则的任意共犯的规定，以教唆犯或者帮助犯追究其刑事责任[5]。笔者认为，刑法既然规定对该类对向犯只处罚一方，另一方一般应当排除在处罚范围之外。但是如果另一方的行为是过分的、不正常的，如教唆引起一方犯罪的，则应当考虑是否以共同犯罪追究其刑事责任了。解决好这个问题关键是如何确立标准来判断不罚一方的行为是否属于受罚的范围。
对此，国外刑法理论界的观点概括起来有三种[6]，一是正常模式说，认为不受处罚的对向犯一方的参与行为只要是属于正常情况的参与形式，即使根据总则中共同犯罪的规定，该参与行为是可罚的教唆或者帮助行为，也不适用总则规定，不追究其刑事责任。但是，如果参与行为的形式是反常的、过分的，超出了参与行为的正常模式，则应当适用总则的共同犯罪规定，以教唆犯或者帮助犯论处。以贩卖淫秽物品罪为例，购买者主动寻找贩卖者，提出“请将该书卖给我”，购买者不应当被追究刑事责任，因为“贩卖”的概念中，当然包含有购买者的要求，其行为没有超出正常模式。但是，如果贩卖者的犯罪意思和行为是在购买者积极执着地一再要求、诱惑或者帮助下导致的，那么这种行为已经大大超出了正常模式，应当以教唆犯或帮助犯追究其刑事责任。二是积极行为说，该学说认为只要不受处罚一方积极主动地参与对向行为，就可以适用总则的共同犯罪的规定追究责任。同样以贩卖淫秽物品罪为例，如果购买者积极主动地联系贩卖者，实施了购买行为，就应当以贩卖淫秽物品罪的教唆犯或者帮助犯论处。三是排除不罚理由说，认为应当从不处罚其中一方的理由上来分析，首先，对向关系一方是被害人的不处罚；其次，对于一些不具期待可能性的行为不处罚，例如窝藏罪中，对于请求藏匿的罪犯来说，要求其不这样做显然是不具期待可能性的，因此，对请求藏匿的罪犯不以窝藏罪教唆犯追究其责任，既然不罚的理由是基于上述两种情况，那么，如果不罚一方的行为超出了这些理由，就应当受到处罚。
综合分析上述几种观点可以看出，对于不罚一方是否适用总则关于共同犯罪规定来定罪上，积极行为说和排除不罚理由说相比正常模式说更加宽泛。而通说认为，对于“只罚一方”的对向犯，刑法在规定处罚一方时，当然预想到了不罚一方的行为，既然刑法不对其行为设立处罚规定，就表明刑法认为该行为不构成犯罪。而立法者所能想到的不罚行为的表现当然只是这类行为的正常模式，例如购买者的购买行为可能表现为：寻找贩卖者，向贩卖者提出“卖给我”要求，付货款等。购买者的行为有可能是过分积极的，如多方寻找贩卖者、数次向贩卖者提出要求等，但我们可以看出，他仍然属于购买行为的正常模式，也就是说，仍然在刑法不认为应当处罚的范围之内。因此，积极行为说和排除不罚理由说设立的宽泛的条件过分扩大了“不罚一方”受处罚的范围，而正常模式说所设立的处罚标准更为妥当。由此，要判断不罚一方是否适用刑法关于共同犯罪规定来定罪，应当看不罚一方的行为表现是否属于对向行为的正常模式，如果其行为表现是反常的、过分的，超出了对向行为的正常模式，就应当适用刑法关于共同犯罪的规定追究其刑事责任。
三、对向犯刑事责任的展开
（一）“不罚一方”的可罚性具体判断
对于“只罚一方”的对向犯，“不罚一方”的行为如果超出了正常模式，就可以根据共同犯罪规定来追究其共犯的刑事责任。就其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来看，无非是教唆犯或帮助犯，也就是说，“不罚一方”的行为表现只可能是教唆行为或者帮助行为。那么，这些行为在什么情况下是正常模式，什么情况下不正常，则直接关系到行为人刑事责任的认定。
1、教唆行为。所谓“教唆”，是指引起他人实行犯罪意图的行为，教唆行为的表现形式包括：劝说、请求、挑拨、刺激、利诱、怂恿、嘱托、胁迫、诱骗、授意等[7]。在“只罚一方”的对向犯中，“不罚一方”如果教唆“受罚一方”犯罪，则可能根据共同犯罪的教唆共犯被追究刑事责任。但并不是说，凡是“不罚一方”存在教唆，就肯定会被追究，如果这种教唆是对向犯的正常模式，是不应当作为教唆共犯定罪的。以“贩卖—购买”对向犯为例，如果购买者被动接受贩卖者的兜售而购买的，当然不应当被追究刑事责任。如果购买者主动寻找贩卖者，并要求“卖给我”，贩卖者因此而卖给他，购买者的行为就是教唆行为，但是，从“贩卖—购买”对向关系的模式来看，当然可能存在着购买者向贩卖者主动提出要求，哪怕是积极的数次要求，这也仍然属于正常的行为模式，不应当作为贩卖者的教唆共犯。那么，购买者的行为在什么情况下超出了正常的行为模式呢？笔者认为，教唆没有犯罪意思的人来实施犯罪，则超出了对向行为的正常模式。例如，教唆引诱没有贩卖毒品犯意的人贩卖毒品给他，购买者就应当以贩卖毒品罪的教唆共犯追究刑事责任。
2、帮助行为。“不罚一方”可能因为其帮助行为而构成共犯，但是并非“不罚一方”有协助相对方实施犯罪，客观上起到了帮助作用的就认定为共犯，还要看其帮助行为有没有超过对向行为的正常模式。例如，购买居民身份证时，向伪造者预付了钱款并提供了照片，这样的行为就不是单纯的购买了，而是为伪造行为提供了帮助，才使得伪造行为得以实现，但是，这种预付钱款和提供照片的行为应当是购买假居民身份证不可缺少的行为，也就是说，这样的行为并没有超出购买行为的正常模式，不应当以共犯追究刑事责任。当然，如果其帮助行为是过分积极的，超出了对向行为的正常模式，就可以根据共同犯罪规定追究其刑事责任。例如，挪用公款犯罪中，使用人与挪用人共谋，参与策划，帮助取得挪用款的行为，就是超出了正常行为模式的帮助行为，应当以共犯追究其刑事责任。
（二）对有关司法解释的评说
1、1998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挪用公款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规定：“挪用公款给他人使用，使用人与挪用人共谋，指使或者参与策划取得挪用款的，以挪用公款罪的共犯定罪处罚”。有人认为，这一解释有极大的不合理性，因为作为犯罪行为对象的人，不能因其组织、教唆、帮助、共谋、配合行为而构成该犯罪的共犯[8]。但笔者认为，该司法解释应该是合理的。如前所述，“只罚一方”的对向犯中，“不罚一方”的行为如果超出对向行为的正常模式，就应当追究其共犯的刑事责任。挪用公款犯罪中的使用人，如果是“指使”挪用人挪用公款，就属于教唆没有犯罪意图的人来实施犯罪，其行为就已经超过使用人行为的正常模式。“参与策划取得挪用款的”行为则是超出了使用人正常行为模式的帮助行为。上述两种行为均可以根据刑法关于共同犯罪的规定追究使用人的共犯的刑事责任。
2、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生产、销售伪劣商品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第四款规定：“医疗机构或者个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是不符合保障人体健康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医疗器械、医用卫生材料而购买、使用，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的，以销售不符合标准的医用器材罪定罪处罚。”笔者认为，该解释有欠妥当之处。刑法规定构成犯罪的行为是销售不符合标准的医疗器械、医用卫生材料的行为，不包括购买、使用该类产品的行为。如果购买行为要成立销售行为的共犯，也要求购买人有超出正常模式的教唆行为或帮助行为。单纯的购买并在随后使用的行为显然符合购买行为的正常模式，要以销售不符合标准的医用器材罪共犯定罪是没有其充分的理由。当然，以司法解释来进行法律拟制，规定该购买、使用行为就构成销售不符合标准的医用器材罪，更是明显有悖于罪刑法定原则。因此，该解释有越权扩大解释之嫌。


参考文献：
[1] 陈立．外国刑法专论[M]．厦门大学出版社，2004，Ｐ405．
[2] （日）大?V仁．刑法概说（总论）[M]．冯军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Ｐ234．
[3] 陈兴良．当代中国刑法新境域[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Ｐ453．
[4] （意）杜里奥•帕多瓦尼．意大利刑法学原理[M]．法律出版社，1998，Ｐ339．
[5] 张明楷．刑法学（2）[M]．法律出版社，2003，Ｐ333．
[6] 陈立．外国刑法专论[M]．厦门大学出版社，2004，Ｐ408．
[7] 陈兴良．本体刑法学[M]．商务印书馆， 2003，Ｐ545．
[8] 赵秉志．刑事法实务疑难问题探索[M]．人民法院出版社，2002，Ｐ396．

（作者系西南民族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四川 成都 6100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