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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我国刑事庭审方式

2000年12月18日 13:42 作者：龙宗智 来源：京,中国法学

1996年刑诉法确立了一种新的庭审方式，这种方式在很大程度上脱离了原庭审程序的轨道，而同时又与世界上其他国家，包括实行职权主义、当事人主义或混合制庭审模式国家的做法有明显区别。研究这种庭审制度的基本构架，摸索适合我国特有的这种庭审方式的操作方法与运行规则，是一个全新的、具有相当难度的课题。从诉讼法理上看，“对簿公堂”的法庭审判活动，是诉讼形态最完整的体现，这种活动将对侦查、起诉的有效性作出结论性评断并最终决定诉讼的命运，因此应当是诉讼活动的中心和重心。不过，在体制运行实践中，可能由于制度和操作的原因，使审前阶段的活动以及庭下和庭后活动对诉讼发生决定性影响而使庭审程序“虚置”，新刑诉法为解决这一问题作了重大努力，在相当程度上为法庭审判的实质化提供了制度资源。庭审的实质化趋向，使得对庭审方式的研究具有了较之过去大得多的意义。这种研究的意义还在于，新刑事诉讼法就庭审问题的制度设置为整体上的制度协调以及微观意义的制度填充留下了较大的活动空间，而且新的诉讼体制，尤其是庭审方式在近两年的试运转和初步运转的实践表明，最难把握和操作，问题最多也最难解决的，应当说是庭审制度与程序问题。可以说，新体制下的庭审环节，是各种矛盾和冲突的集中体现，研究这些矛盾和冲突，研究整体上的制度协调和微观意义的制度填充，对新的刑事诉讼体制的完善和有效运行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庭审制度的中国特色及模式界定

新刑诉法对庭审方式的改革，集中表现在重新配置控、辩、审职能，改变过去由法官直接调查证据的方式，确定了控辩双方向法院举证，同时不排除法官调查权的庭审方式。并围绕这一变革，修改了法院在庭审前作实体性审查的程序。新的刑事庭审方式是一种特殊类型的庭审方式，它即具备当事人主义诉讼的某些形式特征，又不乏职权主义的技术性因素，同时带有浓厚的“中国特色”。我国这种新的庭审方式的特殊性可以归纳为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庭前程序的特殊性。突出表现在庭前程序未贯彻排除预断原则，既非原来制度中的庭前实体审，又不是作为对抗制诉讼必要组成部分的程序审，而是独特的以程序审为主，不排除实体审的庭前审查方式。

新刑诉法通过后，有不少人称新庭审方式中的庭前审查是程序审，理由是依据刑诉法第150条， 法官只需审查起诉案件符合审判的形式要件，就可开庭审判。但问题在于：案件移送方式并非起诉状一本主义，检察机关在移送证人名单、证据目录的同时，还须移送主要证据的复印件或者照片。这显然未贯彻排除预断原则，法官具备在庭前作某种程度实体审的条件与可能。也就是说，法官庭前审查的内容及处理方式本身就不得不使法官超越形式而关注实质。这里有一个重要的条件，即我国刑诉法并未设置专门的“预审”程序，也未设置与庭审法官完全分开的预审法官（用以解决起诉审查、证据准入、证据开示等问题），由主审法官直接进行庭前起诉审查，在目前的起诉方式下，势必要关心案件的实质性内容。再从司法实务看，法官为了把握庭审，普遍在庭前认真研读主要证据，从而难以完全避免庭前预断。

第二、庭审程序的特殊性。表现之一是独特的庭审阶段和庭审程序设置。从国际上看，除了开庭后的调查身份、宣布权利等前期活动外，就“实质性”庭审活动，大陆法系国家的职权主义诉讼大体采用“两段式”。我国原刑事庭审即采用此种方式。英美等国的当事人主义庭审则不同，其庭审阶段在多数情况下可简单概括为“三段式”。我国新刑诉法对庭审的推进和阶段划分采取了一种既不同于大陆又不同于英美的独特的做法：“实质性”庭审活动由公诉人宣读起诉书开始，然后直接进行证据调查，包括：（1）被告人、 被害人对案情作出陈述并由公诉人、被害人、辩护人及审判人员向被告发问；（2）公诉人、当事人、 辩护人、审判人员对证人发问；（3）出示物证、 书证和各种笔录等证据；（4）经审判长许可，公诉人、当事人和辩护人、 代理人可以对证据和案件情况发表意见并可以相互辩论。审判长宣布辩论终结后，被告有最后陈述的权利。

从上述程序大致可以看出：其一，新庭审虽借鉴了控辩双方举证调查方式，但对开庭陈述刑诉法未作明确规定：其二，根据新刑诉法，辩论活动可以在庭审调查中随时进行，而且除证据调查中随时进行的辩论外，在举证完毕后还有一个相对独立的辩论阶段，既所谓调查中的“小辩论”和辩论阶段的“大辩论”；由引可见，我国采取的既非大陆国家的“两段式”，又非英美的“三段式”，而是一种兼及两类的较为独特的阶段和程序规定。

表现之二，是庭审中法官职权主义因素与对抗制因素的共存及独特的混合。为了加强诉讼的公正性和审判性，此次刑诉法修改在一定程度上引入了类似对抗制的证据调查方式，以控辩举证为主代替了法官包办证据调查，因此已具有了对抗制庭审的某些基本特征。但与此同时，为了保证诉讼的效率和有利于寻求案件的客观真实，又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职权主义即非对抗制的因素。突出表现在法官不是消极的听证，他在必要时也可以依职权讯问被告人，询问证人，调查证据。

两种因素的共存似乎是现代庭审改革的一个方向。但我国新的庭审方式“混合”二者的方式较为独特。它突出表现在法官的调查职权强大而且缺乏限制，法官仍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包揽举证尤其是代替控辩双方对证人进行询问，这种情况在一些刑事审判实践中已表现得十分明显。而且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58条的规定，法官具有庭外调查的职权，这种庭外调查核实相对于庭审无疑是一种补充性的调查，一般是在某一事实对裁决具有实质上的意义而在不确定之中，或者双方对某一事实的举证明显相互排斥而当庭一时无法判断其真伪时，这一权力才由法官予以行使。然而，法官调查由庭内延伸至庭外，而且这种调查核实不受控辩双方意志的制约，也未规定控辩双方在场和参与，却是实行当事人主义的控辩举证制度的其他国家一般不具有的。这种做法固然具有可能进一步查清实体真实之利，但由此而取得的证据是否需要出示？如何在法庭出示？需不需要质证和怎样质证？一系列问题难以合理解决。

第三、诉讼主体权利义务的特殊性。在我国新的庭审制度中，被告人、被害人、检察官等诉讼主体享有特殊的权利义务并因此而具有特别的法律地位。

首先是被告人的双重诉讼地位。双重诉讼地位，是指被告人在诉讼中既为诉讼主体又是诉讼客体。作为诉讼主体，他享有以辩护权为核心的一系列诉讼权利，并以此与控诉方作诉讼对抗。但在我国刑诉法中，被告人口供是一种重要的证据来源。根据新刑诉法的规定，侦查活动中，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在庭审中，有讯问被告人的专门程序，在此，也未赋予被告人保持沉默的权利。这一程序中，被告人作为讯问调查的对象，在这一意义上而成为诉讼客体。

英美刑事诉讼中，肯定公民“不自证其罪”的权利。除非当事人自愿放弃，对事涉本人的犯罪调查“有权保持沉默”。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为了维系当事人对抗的平等诉讼结构。在现代职权主义诉讼中，也普遍认可被告人的“沉默权”，尤其是在审判阶段的沉默权，甚至一般不允许法官和陪审团从被告人的保持沉默推导出对被告不利的结论。我国刑诉法不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以沉默权，主要是基于打击犯罪的需要。应当说我国刑诉法就被告供述义务的考虑是可以理解的。不能否认，这种规定对查明案件情况是有利的，尤其考虑到我国司法资源有限，刑事侦查的技术能力不强，不能不在相当程度上将破案和定罪放在口供上。但其弊端也比较明显，除了容易导致“口供主义”，发生侵权现象外，还突出表现在常常出现“老实供述定罪”、“奸滑不供无罪”这样的司法悖论。而且被告人在庭审中的客体化，使诉讼的结构难以维持其平衡。

其次是被害人的当事人化。从一般法理上看，公诉案件因公诉人代表国家支持公诉，实际成为公诉案件的“当事者”，被害人不具有诉讼当事人地位。但此次刑诉法修改，将被害人确立为公诉案件诉讼当事人，赋予其相应的权利义务，这是一个重大的制度修改。在法庭审判中，被害人享有讯问被告、询问证人、调查其他证据并要求法庭调取新的证据以及在庭审时发表意见并进行辩论等当事人权利。实际上诉讼权利与被告人基本对等，同时因刑诉法没有规定控辩双方对被害人的质证，因此其诉讼义务少于被告人。被害人的当事人化，直接影响诉讼的格局。使两造对抗、法官听讼的“三方组合”的传统结构因被害人作为诉讼一方的锲入而为之改变。这可能有利于对被害人个体利益的保护，但增加了诉讼量，延长了诉讼时间，同时增大了法官主持审判的难度。

再次是检察官法律地位的特殊性。新刑诉法进一步强化了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检察机关对刑事诉讼的法律监督已确立为刑事诉讼法的一项基本原则。虽然这种监督不是任意性的，其内容和方式必须遵循法律的规定，然而作为刑诉法的基本原则，它是贯穿于刑事诉讼始终的，不存在一个不允许监督的真空或禁区。庭审活动亦同，刑诉法虽然废止了当庭监督的规定，但该法第169条仍然规定， “人民检察院发现人民法院审理案件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有权向人民法院提出纠正意见。”据此，检察院具有对庭审活动实施监督的职责和权力，虽然监督的主体是检察院而不是公诉人，提出的对象是法院而不是合议庭，但出庭的公诉人在不违背规定情况下不能不负有特定的监督职责，也就是注视法庭的审判活动是否有违法行为，从而为本院的监督提供依据。否则，检察机关对审判活动的监督就无法实施，无从谈起。可见，在新的庭审制度中，检察官仍有较为特殊的法律地位。

第四、审决机制的特殊性。突出表现在审判法官及合议庭的裁决权仍然受到审判委员会甚至法院行政首长的制约。现代刑事诉讼的公开性和公正性要求直接参与审判听证的法官和其他裁决者对审判案件作出裁决，为此，在司法制度上确立了法官独立的原则，在审判程序上肯定直接原则和言词诉讼原则，在证据制度上实行自由心证。然而，由于受法官素质、法院体制等限制以及服从政策一致性的要求，为慎重处理某些案件尤其是重大疑难案件，刑诉法规定：“对于疑难、复杂、重大的案件，合议庭认为难以作出决定的，由合议庭提请院长决定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审判委员会的决定，合议庭应当执行”。这明确体现了院长、审判委员会对合议庭行使审判权的制约和监督关系。而宪法规定的法院独立而非法官独立的原则，为这种特殊的审决机制提供了法理基础。

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案件，主要根据合议庭的汇报进行，因此实际上采取的是一种间接审理制。由于离开案件的直接审理，尤其是考虑到审委会成员虽然一般说来有更丰富的经验并属法院之精英，但仍然只具有一种有限的理性能力，未经直接审判而凭报告和某些书面材料的审阅即作裁判，也可能会有失于悖、有失于偏。

通过以上对我国庭审制度特点的分析，我们可产生两点评价性看法：

其一，我国目前的庭审方式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混合式庭审方法。它是中国传统和固有的制度因素、（注：我认为这种传统和固有的制度因素，就其主要部分而言，可称为超职权主义。如被告人的如实供述，检察官的特殊地位以及庭审中的其他一些非对等性程序设计和允许书面证言使用等规定，已经超过现代职权主义的要求，而属我国特有的强化国家职权运用的制度。因为现代职权主义仍要求形式上的控辩平等和手段对等以及贯彻言词诉讼和质证原则等。）现代职权主义以及当事人主义三大要素的揉合。目前制度改革的走向是较多的吸收和借鉴了当事人主义，但还不能将其简单地归类于当事人主义的诉讼结构，而应当看到与其有重大区别。我们只是借鉴当事人主义的某些技术性设置，由于保留了对实体真实的顽强追求，职权主义甚至超职权主义的因素仍然起着重要的作用。这一点，与日本刑事诉讼借鉴当事人主义有某些相似之处。但在我国，目前对当事人主义的借鉴远未达到日本的程度。例如，最重要的诉讼当事人——被告人，其诉讼地位的两重性使其尚未实现真正的“当事人化”，而检察官的特殊地位也使其难以被命之为诉讼“当事人”，法官依职权且超越当事人主义的法官角色概念而调查证据还是十分普遍和重要的；而正当程序理念与当事人处分原则没有贯彻。

其二，上述三种因素虽经揉合仍具有机制性冲突，目前庭审模式还具有过渡性及相当程度的需改善性。刑诉制度与任何一项法律制度有效运行的一个基本条件，是应当实现机制统一，线条流畅。修改刑诉法，无论是当事人主义为基本走向还是坚持以职权主义为特征的固有传统，都要注意其“技术合理性”，实现诉讼机制的协调统一。然而，新制度仍然存在机制冲突问题。这种冲突表现在所谓当事人主义和职权主义的矛盾。具体体现于具有对抗制特征的庭审方式与职权主义的侦查起诉方式的冲突，以及庭审中的对抗制因素与保留的职权主义甚至超职权主义因素产生的矛盾。

例如，对抗制诉讼模式，虽然肯定辩护律师为“诉讼主体”，但就基本法律关系而言，是以被告人为“实质主体”，因此，在对抗制诉讼结构中，不会有强制性的“讯问被告人”一说。因为这与被告人作为一方实质主体的地位相悖。新法律在采用具有对抗制特征的庭审方式的同时，却仍然保留“讯问被告人”的制度，而且由于改法官主问为公诉人主问，在被讯问人不享有沉默权的情况下，对抗制的平等精神在这里已不复存在。同时，审判方式与侦查方式也存在矛盾。我国的刑事侦查，不采取“弹劾制”侦查观，而是比较典型的强调侦查机关权力运用的审问式甚至超审问式模式，侦查机关在侦查活动中有很大的权力，包括可以直接决定对嫌疑人作较长时间的拘留，不需司法令状而直接实施搜查、扣押、邮检等强制性侦查手段。在这些问题上不采取“司法令状主义”，可以称之为“侦查便宜主义”。不过由于律师介入的提前，这种“单方侦查”状况有某些改变，但仍不能改变侦查权十分强大而且缺乏控制与辩护权弱小的基本事实，在这种情况下，要求在审判阶段控辩双方平等地进行诉讼对抗很不现实。

在出现机制性冲突的同时，新的庭审制度中某些技术性设置还不尽合理，存在庭前程序薄弱、作证制度不健全，以及技术性规则缺乏等问题，（注：参见《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新的刑事诉讼运行机制评述》，陈兴良主编《刑事法评论》1997年第1期。） 这就不可避免地使目前的庭审方式带有一定的过渡性和需完善性。也就是说，为了内在机制的统一协调，以保障制度的有效运作以及保证法律所欲保障的利益得到较好的实现，它将面临新的发展变化。笔者认为有两个可能：一是为了有效控制犯罪而使审判制度回到或者在实际上保持职权主义类型；二是进一步改革庭审方式，完善配套制度。笔者认为，随着社会的发展以及各方面条件的具备，庭审方式改革的推进可能会走进一步借鉴对抗制诉讼的某些技术设置的道路，这也将会使我国刑事司法制度与刑事司法的一般性国际标准日趋一致起来。

二、新庭审方式的生存困境及运行效应

我国目前庭审模式的形成有理性设计、传统惯性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根据法制必须适合一定的社会状况的原理，这一模式的形成和功能发挥以及今后的发展不能不受到我国刑事诉讼实际条件的限制。这些限制性条件主要有：

陕西省西安市人大常委会


西安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条例


（2008年6月18日西安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通过 2008年12月12日陕西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批准 2009年1月7日西安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30号公布 自2009年2月1日起施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相对集中行使行政处罚权，规范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提高城市管理水平和效率，促进依法行政，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和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本市的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以下简称城管执法）工作。

第三条 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遵循合法、公正、公开、及时的原则，突出以人为本，坚持教育与处罚、疏导与治理相结合，增强服务意识，秉公执法，文明执法。

城管执法部门经费纳入财政预算。城管执法部门不得以罚款作为经费来源和创收途径，不得以罚款指标作为考核依据。

第四条 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实行市人民政府统一领导、分级负责的体制。

第五条 市城管执法部门负责本市城管执法工作，指导和协调区城管执法工作。

市城管执法部门所属西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西安曲江新区、西安泸灞生态区、西安国家民用航天产业基地、西安阎良国家航空产业基地执法分局和区城管执法部门，按照职责分工，负责管辖范围内的城管执法工作。

建设、规划、市政、市容园林、环境保护、工商、民政、公安等有关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分工，共同做好城管执法有关工作。

第六条 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城管执法工作的领导和监督，协调城管执法部门与相关部门工作，提高城管执法水平，改善城管执法装备条件，实现执法手段现代化。

第七条 城管执法人员执行公务时，应当主动宣传法律法规，恪守职业道德，自觉接受社会公众的监督。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应当支持、配合城管执法，协助城管执法人员依法行使职权。

第二章 执法职责

第八条 城管执法部门依照本条例规定相对集中行使行政处罚权。经国务院或者省人民政府决定，新确定和调整的行政处罚职责，由市人民政府向社会公布。

第九条 城管执法实行属地管理，违法行为由发生地的城管执法部门管辖。对流动状态的违法行为，由相邻区域的城管执法部门约定管辖。管辖权发生异议的，报市城管执法部门指定管辖。

市城管执法部门对有重大影响的违法案件可以直接管辖，也可以组织所属城管执法分局、区城管执法局联合执法。

市、区城管执法部门对其执法行为承担责任。

第十条 城管执法部门具有下列执法职责：

（一）依据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方面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查处违反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规定的行为；

（二）依据城乡规划和建筑市场管理方面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查处未经批准擅自修建临街建筑物、构筑物等行为及建筑施工中影响市容环境的行为，配合规划部门拆除违法建筑；

（三）依据园林绿化管理方面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查处违反城市园林绿化管理规定的行为；

（四）依据环境保护管理方面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查处临街商业门点产生的音响噪声污染、社会生活噪声污染、城市饮食服务业超标排污、排烟及烧烤摊点未使用清洁燃料以及清运建筑垃圾造成污染的行为；

（五）依据工商行政管理方面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查处无证商贩摆摊设点、非法占道经营的行为；

（六）依据公安交通管理方面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查处擅自在人行道违法停放机动车辆的行为；

（七）依据户外广告设置管理方面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查处违反城市户外广告设置管理规定的行为；

（八）法律、法规规定和国务院或者省人民政府决定由城管执法部门集中行使的其他行政执法职责。

第十一条 已相对集中行使的行政处罚权，原行政管理部门不再行使；仍行使已相对集中的行政处罚权的，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无效。

行政管理部门不因行政处罚权的相对集中而改变其他行政管理及监督职责。

第十二条 因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需要制定、修改或者废止本市地方性法规、政府规章的，市城管执法部门应当书面建议有关机关按照法定程序进行。

第三章 执法规范

第十三条 城管执法部门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的规定，建立完善录用、考核、培训、交流与回避等制度，加强执法队伍建设和管理。从事行政执法的工作人员，经培训考核合格，取得执法资格，方可上岗。

第十四条 城管执法部门应当建立和完善日常巡查制度，及时制止和查处违反城市管理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为。

第十五条 城管执法人员应当具备行政处罚执法资格，在查处违法行为时，不得少于两人，并应当统一着装，佩戴标志，出示执法证件，保持仪容严整、举止端庄、语言文明、行为规范、程序合法。

第十六条 城管执法部门在查处违法行为时，可以采取以下措施：

（一）询问案件当事人、证人，制作询问笔录或者调查笔录；

（二）进入正在发生违法行为的场所实施现场检查，收集违法证据，制止违法行为；

（三）查阅、调取、复印与违法行为有关的文件资料；

（四）对违法行为采用录音、拍照、摄像等方式，现场调查取证；

（五）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措施。

第十七条 执法人员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经城管执法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将证据先行登记保存。

对先行登记保存的证据，应当在七日内作出处理决定。

第十八条 对证据先行登记保存时，应当会同证据的持有人或者见证人对证据的名称、数量、特征等进行登记，开具先行登记保存证据清单。

先行登记保存证据清单由执法人员和证据持有人签名，并各执一份。证据持有人拒绝签名或者接收的，执法人员应当在先行登记保存证据清单上注明。

第十九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经城管执法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查封、扣押涉嫌违法的工具、物品：

（一）适用先行登记保存不足以防止当事人销毁或者转移证据的；

（二）当事人拒不改正或者有证据证明其转移财产逃避义务的；

（三）有可能危害人身健康、威胁公共安全、破坏环境资源的物品；

（四）有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的。

城管执法部门实施查封、扣押措施的，应当依照法律法规规定的条件、程序和期限执行。不及时实施查封、扣押，可能影响公共利益或者案件查处的，经城管执法部门负责人同意，可以先行查封、扣押，但应当在二十四小时内补办查封、扣押的批准手续。

第二十条 城管执法人员对查封、扣押的工具、物品，应当会同持有人对被查封、扣押工具、物品的名称、规格、数量、特征查点清楚，开具查封、扣押清单。

查封、扣押清单由执法人员和持有人签名，各执一份。持有人拒绝签名或者接收的，执法人员应当在查封、扣押清单上注明。

查封、扣押的工具、物品，不得使用或者损毁。查封、扣押的物品易腐烂、易灭损或者不易保存的，城管执法部门应当妥善处理。

第二十一条 城管执法部门实施查封、扣押措施后，应当在三十日内对违法行为作出处理决定；情况复杂的，经城管执法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三十日。逾期未作出处理决定的，应当将查封、扣押的工具、物品退还给当事人。

城管执法部门对查封、扣押的工具、物品，不得收取保管费。

城管执法部门决定解除查封、扣押的，应当及时通知当事人领取工具、物品，无法通知当事人的，应当发布公告通知。当事人应当在通知和公告规定的期限内领取，超过规定的期限延迟领取的，应当缴纳保管费。超过规定期限六十日以上未领取的，按无主物处理，上缴国库。

第二十二条 调查取证中，需要进行技术鉴定的，城管执法部门应当委托具有鉴定资格的单位进行鉴定，出具鉴定结论。需要鉴定的证据数量较大时，可以采取抽样取证的方式进行。

抽样取证应当采取随机的方式，抽取样品的数量以能够认定本品的品质特征为限。

第二十三条 城管执法部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应当依法告知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依据以及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听取当事人的陈述、申辩。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或者证据成立的，城管执法部门应当采纳。

第二十四条 城管执法部门作出法律、法规规定要求听证的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当事人要求听证的，城管执法部门应当组织听证。

第二十五条 城管执法部门查处违法案件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规定，适用简易程序进行处罚的，可以当场作出处罚决定；适用一般程序进行处罚的，应当自立案之日起三十日内作出处罚决定。因特殊情况需要延长办案期限的，经城管执法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三十日。

第二十六条 城管执法部门应当根据违法行为造成的危害后果及违法行为人主观过错，在法定幅度内实施行政处罚；对违法情节轻微，未造成危害后果，并及时纠正的，不予行政处罚。

城管执法部门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的，应当正确适用法律法规，选择适当的方式，最大限度的减少当事人的损失。采取其他方式可以达到行政管理目的的，不应实施行政强制措施。

第二十七条 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城管执法部门可依法强制执行或者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二十八条 城管执法部门履行城市管理职责时，应当听取社会公众的意见，改进执法工作，为行政管理相对人提供帮助和便利。

第四章 执法配合

第二十九条 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城管执法协调机制，协调解决城管执法工作中的重大事项。

第三十条 城管执法部门应当与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建立城市管理信息共享平台，及时通报有关城市管理信息。

第三十一条 城管执法部门与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对城市管理工作中的重大或者专项整治活动，可以联合执法。

第三十二条 城管执法部门在调查取证过程中，需要有关行政管理部门提供有关资料的，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应当积极配合。

第三十三条 审批与城管执法有关的事项，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应当自作出行政许可决定之日起三日内，将行政许可决定和相关资料告知或者抄送同级城管执法部门。

第三十四条 城管执法部门和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在执法过程中，发现违法行为不属于本部门管辖范围内的，应当告知或者移送有管辖权的部门处理。

第五章 执法监督

第三十五条 上级城管执法部门发现下级城管执法部门行政行为不当或者违法的，应当责令改正。上级城管执法部门发现下级城管执法部门不查处有关违法行为的，应当责令其查处或者直接查处。

第三十六条 城管执法部门应当将职责范围、执法依据、处罚标准、执法程序等予以公开，接受社会公众监督。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发现城管执法部门不严格执法或者有违法违纪行为的，有权向有关机关检举、控告。

第三十七条 城管执法部门应当建立和完善内部行政执法监督机制，实行行政执法监督检查、评议考核、督办督察、责任追究等监督制度，保证和监督城管执法人员依法履行职责。

城管执法部门对其职责范围内的检举、控告，应当及时核实处理，并反馈处理结果。

第三十八条 当事人对城管执法部门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对市城管执法部门具体行政行为申请行政复议的，向市人民政府提出；对区城管执法部门具体行政行为申请行政复议的，可以向区人民政府或者市城管执法部门提出。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九条 城管执法部门及其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无法定依据或者不遵守法定程序实施行政处罚的；

（二）无法定事由或者违反法定程序擅自改变已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的；

（三）刁难、侮辱、殴打或者唆使他人殴打当事人的；

（四）故意损毁当事人财物的；

（五）截留、挪用、私分罚款或者扣押、没收财物的；

（六）索要、收受他人财物的；

（七）要求当事人承担非法定义务的；

（八）有其他违法执法行为的。

第四十条 城管执法部门及其执法人员违法行使职权，损害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应当依法赔偿。

第四十一条 行政管理部门违反本条例规定，仍行使已交由城管执法部门集中行使的行政处罚权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四十二条 拒绝、阻碍城管执法人员执行公务的，由公安机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章 附则

第四十三条 本条例自2009年2月1日起施行。